1948年12月底,来自国民党内四面八方的劝退电或主和电纷至沓来。白崇禧也不惜再次于30日电蒋,告诫“时间迫促,稍纵即逝”。张轸、鲁道源、程潜等亦纷纷或直或曲请蒋“毅然引退,表示政治家作风”。迫于情势,蒋终于不能不出面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9年元旦,蒋发表文告,第一次公开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蒋介石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对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吗?当然不是。还在1948年12月31日宣读文告的晚会上,面对在场拥蒋干部的一片激愤之声,他就抑制不住地忿然宣告:并不是我想和谈,也不是我自己愿意下野,“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进入到1949年,国民党已是败象毕露,这一点蒋介石自己也很明白。但是,依蒋之性格,他断不会向中共交枪投降,俯首称臣。元旦文告发布之后,他马上就给前线将领打气称:“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自从东北作战以来,陆军方面虽然遭遇了许多挫折,但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迄今仍居优势,尤其是空军和海军,更非共党战力所能较量。此外就政治和经济的基础来说,亦非共党所能比拟。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人员受了共党恶毒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我们今天倡导和平,并非避战求和,乃是可战可和任由共党选择。”他并告诫那些力主和谈的军政长官们说:和谈固不失为一种出路,然“如何乃可化除共党赤祸之野心,以达成保国保民之和平?如何乃可防止共党翻云覆雨之阴谋,以免战祸再起之害?”况“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吾人如不能孰权利害,团结意志,而先自乱步趋,则适中共匪分化之诡谋,将陷于各个击破之惨局。须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我族之存亡系于是。兄等自身安危亦系于是”。
蒋介石心态如此,其实李、白也同样不打算降共,不过要取蒋而代之。在他们看来,和谈只是迁就现实,保存实力,与中共平分天下的一种手段。白崇禧复蒋电云:“对于和议途径,职意仍本亥敬电(按:即12月24日晚电),尽量运用外交,尤须美国挺身而出,英、法想能一致。美、英、法出面邀请苏联,想苏联似不便拒绝,因中共为国际性组织,我非运用国际力量,不能阻止中共行动。”“若苏联依据[莫]斯科三国宣言,不干涉中国内政为辞,则似有纵容中共南渡长江占领京、沪、武汉,使我失去政治、军事重心,再组联合政府,操纵把持,以遂其赤化整个中国之野心。届时我亦应请美、英、法三国担任斡旋,共同发表强硬宣言,并望积极助我,则苏联或许暗中约束中共南渡长江之行动。”与此同时,“我似可将苏联在东北、朝鲜北部缴获日械,接济中共,同时在东北发现日共、蒙共、韩共等国际共产军,因此中国之戡乱,不纯系内战,实际上是与国际共产军作战”等种种理由提请美、英、法考虑,“若美、英、法以不干涉内政为词,我可否向安全理事会控诉,请国际机构联合国仲裁”。总之,“自东北失陷,平津被围,中国关内共军与关外连成一片,直接与苏联之西[伯]利亚、外蒙、北韩均已通达。中共占有外援之优越形势,国军屡挫之余,此刻难以力争。故我应将中共问题变为世界问题,将国共战争变为反共战争,使其变为国际化,庶可得国际援助,渡过难关,再图整理”。
表面上,李、白对蒋仍旧“总统”长“总统”短地叫着,但桂系到底与蒋系隔阂太深,对蒋排斥异己的种种做法和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深恶痛绝,因此巴不得利用这种机会逼蒋下野,以根本改变国民党日暮途穷的状况。他们很清楚,要想达此目的,光靠自己的力量不行,非利用共产党的压力不可。这就是为什么,白崇禧虽然坚决反共,却成了这一时期国民党内和共主张的重要推动者。他找来与中共有过关系的刘仲容,请刘经南京前往上海,设法联络中共,共同反蒋,并向李宗仁转陈他的和共计划。他同时还致电南京,召来与李济深有较深交情的桂系头面人物之一黄绍竑,请他携亲笔函尽快去香港,会晤李济深,说明桂系愿意联共反蒋的意向,希望李能够代为引见中共代表,切实争取中共的谅解与支持。
1949年1月3日晚,刘仲容到上海,会见中共秘密联络人员吴克坚,说明白崇禧的想法,请吴帮忙接通与中共的联系,并告诉他中共方面的态度。当时中共中央对与国民党谈判,尚未确定最后方针,刘在上海多日,却始终没有得到答复。十天之后,黄绍竑到达香港,马不停蹄地赶到李济深宅邸。不想,李已经乘船转去大连,参加中共中央召集的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黄只好打电话给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另一位负责人黄琪翔,请黄帮忙与中共驻香港的代表联络。黄绍竑同时交给黄一封信,内称:健兄(即白崇禧)早有反蒋决心,只因时机未熟,不敢发动。上月24日致电蒋介石,实际就是为了倒蒋。蒋发表元旦文告,不过想接过和平运动的旗帜,以此卸去好战之责任而继续作战罢了。健兄认为,蒋决不会轻易下野,必须更进一步表示,发表宣言,公布蒋氏罪行,如再不悔悟,则须以武力解决。只是,表示这种宣言,必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事前尤其应当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因此,他特派黄绍竑为全权代表,负责向任公(即李济深)报告,并与中共驻港负责人洽商连络。请任公向中共中央通告:(一)武汉反蒋经过及以后决心与行动;(二)请中共中央转知华中当局,与武汉当局成立军事谅解,以免误会;(三)商定以后共同作战计划。健兄认为,时机紧迫,早日得到中共答复,宣言即随之发表,军事立刻行动。若迟延时日,蒋得从容布置,殊为不利。健兄并郑重表示:(一)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迁入武汉;(二)绝不维护南京宪法、法统,拥护新政协解决国是。
黄绍竑走后,黄琪翔连忙打电话给中共中央驻香港的代表潘汉年,要求潘出面见黄绍竑一次。三天后,二黄见到潘汉年。黄绍竑向潘汉年介绍白崇禧准备反蒋的经过情形,说明白目前与蒋系已成敌对,而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分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如不得中共配合,反蒋仍无成功可能。他并说,离开南京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曾表示,美国认为蒋不下野,和平不能实现,即美援也不能解决危机,故美国已决心不介入中国内政。因此,桂系反蒋决无美国背景。
中共方面这时对和谈问题尚在犹豫之中。毛泽东始终怀疑国民党人求和,多半“是在美帝、蒋宋指使下来做缓兵计的阴谋”。早在1947年10月,毛泽东就针对国民党人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问题告诫党内:这是美帝和蒋介石、宋子文策划的一箭双雕的办法。企图“请蒋回避,保持现状,维护正统,缩编共军,既不清算,又不惩处。成则可造成拉拢一切对蒋不满的地方势力及中间党派来与我们对立,迷惑人民,孤立我党,待机反攻;不成则退保粤、桂、川、滇、黔、康,在自卫口号下不许我军入境。表面上造成鼎足之势,实际上是为蒋介石反动统治制造缓冲地区和后备力量”。“不但何应钦、白崇禧这类人可以伪装反蒋,就连宋子文、张群、张治中、朱家骅这类嫡系都可以出头反蒋,其目的就在混入反蒋阵线,组织拥蒋力量。我们对于这类阴谋只有揭露反对,借以测验反蒋派别及人物之真伪,唤起人民大众更进一层的觉悟,决无拉拢之理。”一年以后,即1948年8月,毛泽东虽然对李济深、冯玉祥等中间派人士的倒蒋活动,主张不要一概反对,但他对国民党内此伏彼起的和谈呼吁依旧持相当强硬的态度。针对国民党内的和平运动,中共中央特别在12月25日公开宣布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43人为必须惩办的战犯。毛泽东更于新年献词中明白警告说: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即要“坚持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精彩文章:恐龙灭绝之谜 雍正是否篡位 巨石阵 黄石公园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