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在 1646年秋天,他遭遇明军和清军南北夹击,张献忠明白,恶战将不可避免,为防止财宝落入敌人手中,他预先将巨额金银藏在四川一个秘密的地点。由于史料对此事记载非常详实,所以在张献忠死后的300多年里,有无数探险者到四川寻宝,但迄今为止,没有人找到这个巨额宝藏。
当时,工地上的一名监工主动交出了一枚银锭。这枚银锭宽约13厘米,高10厘米,刚好能放到青冈棒中。案发当晚,在彭山县公安局的会议室里,一个由干警和文物管理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紧急成立了。随后两天,几个村民主动上交4枚银锭,一个叫杨富华的村民捡到3枚,顺着这个线索民警把这3枚追了回来。
江口发现疑似张献忠宝藏,事情震惊四川考古界。但是,成都历史学家一席话,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四川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袁庭栋说:“我认为基本上就是一种炒作。”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1965年硕士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他是《张献忠传论》的作者,也是国内最早研究张献忠的历史学家之一。
袁庭栋说:“江口这个地方,现在没有多少船,但过去岷江的水流很大,那么,江口这个地方就是岷江内江、外江交汇地。从秦汉一直到明清,是川西地区很重要的一个水码头,一个渡口。过去很多船只,很多商人在这里上上下下,进进出出。那么在一两千年当中,从船上,从跳板上,从河边掉一些东西下去,我认为很正常,沉一些船也很正常。那么,现在水位低了,比较好打捞了,在江底打捞出来一些古代的东西,我认为很好理解。那么,这种情况不可能证明那是张献忠的东西。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那是张献忠的东西。”
对于银锭的产地确实跟张献忠作战路线吻合,袁庭栋认为这种地理位置的重复,不能说明问题。而袁庭栋认为,当年张献忠是有意要埋宝,所以宝藏不可能在遥远的彭山,而应该在他的都城成都。而他的证据是《成都商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披露了一段隐秘的成都旧事。1938年,川军将领幸蜀峰意外得到了一张藏宝图,他照图开挖,果真挖出了奇物。但除了幸蜀峰,这些东西再也没有人见过。本报的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细节,就是幸蜀峰在临终之前,曾经把一篇手稿交给了他的儿子幸邦权。
幸蜀峰挖宝位置望江楼下游
70多年前,张献忠藏宝图曾经出现在成都,并且有人按照这个图真的进行了挖掘,也挖出来了一些东西,可是这个工程在当年却被迫停止了,主持这个工作的人叫幸蜀峰。幸蜀峰,川军高级将领,主持1939年川军挖宝工程。在他临终之前,交给了自己儿子一份手稿,手稿里究竟有什么秘密呢?
幸蜀峰之子幸邦权说:“父亲要求我把它保存好,绝对不能遗失。在将来用得着的地方,我要拿出来,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和见证作用。另外就是不准转交给别人,更不能拿去卖了。所以我一直把它保存在我身边。”
从手稿的第三页起,幸蜀峰开始叙述藏宝图的来历。“一天,在四川共事的前辈江希曾突然请杨伯鹿吃饭。杨伯鹿感到十分疑惑。酒过三巡之后,江希曾就开始赞赏杨伯鹿品行忠厚,为人可信。随后江希曾取来了一个精致的小木箱,郑重地交给杨伯鹿道:‘这里面保存着我多年收藏的张献忠宝藏的秘密,先生为人忠厚,故特在我离川前交给你,以后遇有机缘,把宝藏开发出来献给国家。’杨伯鹿谨记这份嘱托,从不把资料示人。1938年12月,杨伯鹿认为,捐出宝藏的秘密,正逢其时。”这份藏宝图,打动了川军将领。他们立即出资组建挖宝工程队,而作为师长的幸蜀峰,就负责整个工程。“当时确定的工程技术负责人跟总工程师是杨永思,我父亲告诉过我,后来杨永思又根据这个藏宝图上的位置,自己再描绘了一张,就是挖掘开采的施工图。”幸邦权介绍:“父亲告诉我,他们的位置是在从今天的安顺桥向南面,顺江而下的四川大学和兵工厂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