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36年来几多起伏，曾经攀上小高峰，亦曾跌落至谷底。纵观历史上的四份中日关系政治文件，恰好与两峰一谷吻合，构成中日关系的U形大回转
★ 本刊记者/杨中旭
世所瞩目的《中日联合声明》对“历史问题”仅仅有8个字的表述——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然而，在这简单的8个字外，人们却能感受到暖春的气息。
第一个高峰
“实际上，中日第二份政治文件是第一份文件留下的一个尾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外交史上的第一个政治文件。文件第四款这样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决定，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各自的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尽快互换大使。”
按照外交惯例，缔结外交关系的双方，会同时缔结一个和平友好条约，以彰显两国之间不诉诸武力、和平交往之重要性。但在当时的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由于考虑到苏联因素，在“反霸条款”上存在分歧，造成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第八款只好留有余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6年之后，“反霸条款”分歧获得解决，中日之间的第二份政治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得以签署。由于“条约”的特殊性，在两国外长签署、并经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日本国会分别批准后，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被安排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时进行。
“事后看来，以这两份政治文件为基础，中日关系开始出现36年外交史上第一个小高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那个“小高峰”的时期，受到日方热烈欢迎的中方贵宾并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中国围棋国手陈祖德曾经跟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访日。陈祖德在他的自传《超越自我》中这样写道：“廖在日本受到的是最高级的国宾待遇，他所到之处，自市民至国会议员都发自内心地欢迎他”。
“需要看到的是，(在那个时候)中日两国长达23年近乎隔绝的历史，让两国人民友好的感情累积得更加充分。”一位曾经两度出使日本的外交高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小高峰”的背后，是两国政治家的艰苦努力——1992年***访问日本期间，曾专程前往看望为中日邦交作出贡献的前首相田中角荣。当时，田中角荣先生业已患有脑梗塞，右手已不能活动，只好用左手紧紧握住***的手。听完***的慰问和“饮水不忘掘井人”的谢意之后，田中角荣热泪盈眶，奈何语言障碍，由女儿田中真纪子代读了一篇书面讲话。其中，他谈到“决断与实行”是他的政治信条，20年前的中国之行在当时日本国内形势下，带有“赌命”的味道。但他确信，只要相互确立信赖关系，就可以超越政治制度的不同，完成邦交正常化。他还表示，正是由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博大的胸怀，邦交正常化才得以实现。
在周恩来与田中角荣亲自谈判并达成的恢复邦交的政治文件中，两国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在“唯一合法政府”“台湾问题”等方面，双方都达成了共识。并在前言中，明确对“历史问题”表态——“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一切，对维持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日后的发展均起到了“地基”的作用。
波谷
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日两国关系开始出现不谐调局面。
从1993年开始，中日关系开始出现长达13年之久的波谷期。1998年第三份中日关系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签署之时，恰好处在这一波谷的中段。
这可以从第三份中日关系文件中两次出现的“冷战”一词看出端倪：“双方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新秩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上的变局，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日本国内的直接影响就是左翼社会党的式微。但执政党自民党内部也同时发生分裂，自民党38年来首度失去政权，社会党反而成为众多小党派拉拢攀附的对象，进而出现了社会党元老村山富市一度出任日本首相的局面。
然而左翼式微、右翼壮大的趋势终究无可逆转。1996年，保守派代言人桥本龙太郎出任首相，自民党夺回政权。此时，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容，而日本经济仍处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痛苦之中，东亚历史上首次两强并立的格局已现雏形。
时至今日，两强格局带给日本的心理不适已为学界公认，而右翼当时的兴风作浪也让中日关系开始进入阴雨天。
就在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访日前夕，据蒋立峰回忆，“江主席出访前，日本国内的舆论对中国很是不利”。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双方在《中日联合宣言》中，首次在政治文件正文写入了“历史问题”。双方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中方希望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两国发展长期友好关系。
在第三份中日关系政治文件中，双方还同意建立“面向21世纪，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双方确认了两国领导人“每年交替互访”。只是，无论是“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还是“每年交替互访”，都在随后小泉一波接一波的参拜之下流产。在2001年至2006年小泉执政的5年间，两国媒体更是将中日关系称之为“政治冰期”，两国关系也直坠谷底。
U形回转
当中日关系第四份政治文件——2008年《中日联合声明》签署之际，两国关系业已走出延绵多年的低谷，一个中日关系U形回转的路线图正在形成。
小泉之前连年的参拜，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日本右翼不断通过言论、行为挑战中国人民的情感底线，随后又再借中国的抗议，巩固自身的民意基础。
2006年秋天，小泉终于卸任首相一职，继任者安倍晋三上任伊始就接续了中断5年之久的首脑互访。次年，福田康夫出任首相，中日两国之间的“福田机遇期”来临。
2007年年末，福田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之时，无论是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还是去山东曲阜拜谒孔子的举动，都向世人展示出有别于以往的价值观。在安倍时代，强调与西方同一价值的“价值观外交”使中日之间仍不能完全解决形而上的隔阂；而福田更为强调两国历史上的渊源，从而为化解历史问题提供了良机。
“历史问题的立场永远不能软化，但是，具体的策略可以商量”。消息人士说，“两国之间关于历史的分歧，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解决，而只能通过扩大交流、加深交流来解决”。
按照这位消息人士的表述：历史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入口(前提条件)，而是中日关系的出口(目标)。而所谓的“出口”，是要将历史问题解决到两国人民的心坎上。而实际上， *** 总书记此次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已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向，“历史是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
这，或将成为两国关系U形回转过程中最本质的动力。 ★
中日联合声明：现实主义的杰作
签署新的联合声明，在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提供了战略互信的保障，这是最大成果
★ 实习记者/陈君
互相承认是两国政府的 实际需要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评价“暖春之旅”？
金熙德(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这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10年的再次访日，是对2006年以来中日关系回暖过程的总结，为两国关系重新定位，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双方签署了第四个联合声明，正确认识对方的国家诉求，把战略互惠确定为双方奋斗目标，这是访问的最大亮点。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此次访日，标志中日已彻底摆脱小泉当政造成的紧张关系，回到小泉上台初期，关系甚至还有所提升。
陈洁华(华东师范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所长)：对日本而言，目前中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安定、繁荣、强大的时期，该如何认识这个“新邻居”，日本社会有不同看法，同样，我们对日本的评价也未必不存在偏差。所以，访问的最大成果，至少在联合声明层次上，两国形成了对对方的正确认识。但两国国民在心理上能够真正理性对待对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评价《联合声明》？
陈洁华：胡主席访日签署联合声明，确定了战略互惠的实际内容，这是最实在的作用。简单地讲，就是双方都给对方积极的评价，日方肯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中方也肯定日方“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这是第一次以历史性文件的形式，在战略认识上达成一致，正式相互承认，很不容易。这也是双方避免猜忌的基础。
刘江永：互相承认是两国政府的实际需要。在日本，“中国威胁论”时常兴风作浪；在中国民间，对日本可能复活军国主义的警惕也很敏感。在此背景下，联合声明确认、形成的共识有利于双方决策层在重大战略判断上消除误解。
联合声明既在战略认知上有新的重要发展，又体现了历史继承性，声明第二条重申继续恪守中日“三个文件(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的各项原则”，是必要的，这是两国今日走过曲折、实现“暖春”的基础和保证。
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主任)：联合声明是现实主义的杰作，是中日关系新的起点。中国正在从政治大国迈向经济大国，日本也以经济大国的身份谋求政治大国的资格。近10年来，这对有太多故事的邻居，力量结构发生变化，“两强”格局正在出现，战略性猜疑随之产生。
签署新的联合声明，在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提供了战略互信的保障，这是最大成果。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联合声明》中有关“历史问题”的表述？
金熙德：所谓“历史问题”，其实不是历史事实的问题，因为事实只有一个。两国在历史认识上存在分歧，这恐怕才是历史“出问题”的根源。“历史问题”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决定因素在发生变化，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及两国舆论，要共同面对历史问题，历史问题的解决也是这“四角关系”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历史问题，中日进入磨合期，感情碰撞相当激烈，消耗了大量精力，双方也都付出代价，现在，中日决策层达成默契，控制历史问题带来的影响，不让历史成为包袱。但最终找到好的解决出口，需要时间和方法。
刘江永：如何让对方也能真正了解、理解你对那段战争历史的感受，应该说中日双方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但至少，在两国政府和学界中逐渐形成共识，就是历史问题应该是历史认知问题。说白了，就是你现在怎么看那段战争岁月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联合声明》中关于“东海问题”的表述？
黄大慧：在《联合声明》中涉及东海问题的只有一句话，“共同努力，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我认为它的解决不会拖很长时间，不会成为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大问题，中日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问题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决心已经下了，大的框架已经确定，技术或者事务层面的细节可能还要继续磋商，共同开发的范围逐渐要取得共识，谈判结果的发布时机也要好好考虑……最乐观地看，今天7月在日本举行八国峰会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有结果了。
金熙德：不能把“东海问题”严重化。去年福田访华，和温总理会谈取得重大进展，这次双方首脑同时以更加明确的语言表示，解决东海共同开发问题只是时间问题。“东海问题”最难解决的是划界问题，涉及领海领土主权、国际法和民族感情等很多方面，通过理性谈判，确定共同开发的范围——这是问题关键，以此打开突破口，可解除两国政治上的矛盾。
中方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联合声明》中日本的“入常”问题，有日本媒体认为“中国对‘入常’点头”。而中方分析人士却强调，中国对该问题的表态比较稳定，“点头说”只是日方“一厢情愿”的理解？
金熙德：中方对日本“入常”的态度其实一直很稳定。在这些敏感问题上，中日有不同的关切点。比如，日本政府希望中国支持日本“入常”，而中国政府在做出政治判断的时候，考虑民间情感、国际主流舆论以及中日氛围等因素。联合国改革问题涉及很多国家，取决于某些时候的国际政治气候，不完全取决于中方态度。两三年前，日本就要冲击“入常”，但当时中日关系处于最低谷。
陈洁华：日本不会停止“入常”努力，也会继续要求中国不要成为阻力，客观地讲，日本还有能力，也有机会，可以利用联合国大会的机制实现目标。
其实，在《联合声明》中，多次强调“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等意思，就是表明中方愿意看到日本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这是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
此外，日本希望中国理解支持“入常”，但目前双方恐怕还没有找到与支持“入常”等价值的对日需求。
中国新闻周刊：有日本媒体提出，不久前，拉萨发生暴力事件，奥运圣火在一些国家传递也遭遇了不公正待遇，因此，此次胡主席访日含有“外交突破”的意味？
刘江永：去年12月福田访华的时候，就向胡主席发出邀请。福田政府特别希望中国国家主席能早些去日本访问，这也体现了他们的政治需要。当时，媒体不也都在关注“樱花之旅”吗？关于胡主席访日的计划和行程，两国外交等部门可能从今年年初就开始磋商和设计了，本来是要去看樱花的，最后到5月终于成行了。其实从小泉后期开始，日方要求与中方对话的心情就特别迫切，而不是中国要“突破”。
陈洁华：媒体有些杂音也不奇怪，日本舆论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时间，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存在担忧，这些并不能靠领导人一两次访问就能完全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