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电视剧《金婚》热播，创造了空前的收视率。这让人不禁联想起新中国成立一年多就公映的电影《我们夫妇之间》。影片根据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妻之间》改编而成，因小说在1951年遭到了错误批判，致使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爱情题材从此成了文艺创作的禁区。《我们夫妻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篇小说，萧也牧又为什么会遭到错误批判呢？本文作者为作家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经过采访整理，他详细讲述了这一运动发展的过程。
《文艺报》编委陈涌 开了批判的头一炮
萧也牧原名吴承淦，1918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参加革命后改名吴小武。经革命老人徐特立介绍，辗转到了五台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队伍。1939年开始以萧也牧为笔名在《边区文化》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1945年8月入党，担任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副政委。1949年平津解放后，到团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中国青年》杂志副主编。正值而立之年，他接连创作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和长篇小说《锻炼》。
《我们夫妻之间》是新中国第一篇城市小说，主人公是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干部李克，他希望生活能有一些个人趣味，并努力培育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也能像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于是他们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性的。男女主人公通过相互沟通理解、取长补短而达到了共识，增进了感情，重归于好。
《我们夫妻之间》发表是得《人民文学》主编茅盾和小说组长秦兆阳的慧眼识珠。一刊出，几十家地方报纸争相转载，并很快被改编成话剧、电影、连环画……1999年，著名作家李国文曾在《不竭的河??五十年短篇小说巡礼》一文中描述：“如果将文学比做一棵树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短篇小说算是很快展开枝叶的品种。我还能记起1950年第一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我们夫妻之间》（萧也牧）的快感，这大概是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很快在年轻人中间不胫而走，口碑载道……谁知，没过多少日子，地面上也就出现了最早的霜冻。这种最初的‘文学即人学’的开拓尝试，很快被革命家们一篇篇声严色厉的判决，吓得噤口结舌。”
最先发表文章批评《我们夫妻之间》的“革命家”是陈涌。他在1951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批评萧也牧入城以后写的《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前者夸张、集中地描写了女主角的日常生活作风，把一个工人出身的革命女干部写成一个粗恶丑陋的形象。他认为这是作者进入城市后，旧观点、旧趣味的故我复萌。它反映了根据地文艺工作者，进城以后在文艺思想或文艺创作方面产生的一种不健康倾向的苗头。
虽然陈涌的批评并没有否定萧也牧的全部创作，但其文发表背景却不能不令人望而生畏：二十天前，即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严厉的措词和尖锐的批评，震惊了整个思想文化界。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身为《文艺报》编委的陈涌错误地对当代作家开了批判的头一炮。
一封无限上纲的“读者来信”
进入 6月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高潮。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下，《文艺报》作为中国文联委托中国文协主办的机关报，觉得陈涌批判“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文章软弱无力，没有击中要害。于是，在6月25日出版的报纸上发表了“读者李定中”的来信：《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并在《编者按》中称赞：“读者李定中的这篇来信，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并对陈涌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补充，我们认为很好。”
李定中认为，萧也牧“对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对女主人公张同志，“从头到尾都是玩弄”！“因此，我觉得如果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
他还认为，《我们夫妻之间》艺术上那些所谓“平凡生活”的描写，简直在“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他不同意陈涌所说这种不良倾向是由于作者脱离生活，而是由于作者脱离政治！显然，李定中文完全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
李定中究竟何许人也？三十年后他终于浮出水面，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冯雪峰。这是丁玲1982年5月21日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讲话时予以披露的：“《人民文学》把这个作品（《我们夫妻之间》）当做好作品发表，当时我虽认为不太好，但没有吭声，没有写文章。后来我离开北京到南方，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立场是好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过分了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人民日报》编辑部开会，一位文艺领导人就在那里说：《文艺报》的路线错了。”
这里的“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即《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其中说《文艺报》路线错了的“文艺领导人”，应是周扬。因丁玲与周扬的关系一向很紧张，她感到周扬对干部和同志有亲疏之分，对于那些对他有过意见的同志，始终保持着距离，冷淡，甚至对有些同志有戒备（比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冯雪峰化名李定中写评萧也牧《我们夫妻之间》的文章，本来并不想保密，就因听到周扬四处讲《文艺报》有了偏向，她才告诉陈企霞不要说出来是冯雪峰写的。这密一保就是几十年，连萧也牧至死也不知李定中为谁。
“总司令”丁玲亲自出面“批判”
继李定中的文章之后，《文艺报》又发了《萧也牧怎样违反了生活的真实》（叶秀夫）和《对小说〈锻炼〉的几点意见》（乐黛云），但依然掀不起批判的高潮。8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主编丁玲就亲自出面，发表了《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
当时丁玲不只是《文艺报》主编，还是中国文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可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她曾说过《文艺报》是“集中表现我们文艺工作部门领导思想的机关，是文艺战线的总司令”。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在毛泽东眼里，算得上一个奇女子：“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文艺报》大张旗鼓地批判萧也牧，丁玲亲自动手写文章，体现了“总司令”亲临一线指挥战斗，“代表了整个运动的原则性的标准”。
丁玲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是在颐和园云松巢写成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毛主席由罗瑞卿陪同游览颐和园，顺道来云松巢看望丁玲。丁玲向主席汇报她正在写的那篇《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并介绍了萧也牧《我们夫妻之间》的基本内容。主席说，那是在吹他自己，作家捧作家自己。由此谈到团结、教育、改造几十万知识分子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这场运动背后的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
丁玲这封“很有感情的、对萧也牧是爱护的”公开信是这样写的：
你的作品，已经被一部分人当做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因此，这就不能不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为了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下前进，因此陈涌同志有了对你的批评……不管这些批评有没有说透彻，但热情地关心这些问题，这对于你，都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也更觉得有责任来发表点意见。
丁玲说陈涌的文章没有击中萧也牧的要害，是只批评萧也牧个人创作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而没有从全局的高度，把萧也牧上升到反对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的代表人物来加以批判。也就是说，她认为这是一个举什么“旗帜”和谁来举“旗帜”的重大原则问题。
信末，丁玲的口气变得更加严厉：“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在哪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知识青年，他们很快就会丢开你，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来批判你的。”
由于注入太多的个人情感，使她在有意无意间作出一些非理性的言行，一如王蒙说：“把丁玲当外路人是不公平的，她的一生被伤害过也伤害过别人，例如她的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就差不多‘消灭’了萧也牧；但主要是被伤害过。”
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
丁玲在复出后曾慷慨激昂地讲过一番话：“ 被‘四人帮’打过的，这些人是好人，大家心里清楚，有的人虽说被打倒了，可是是香的，因为你不投‘四人帮’……但五八年被打倒的人呢？是臭的！是被我们自己人划的，二十多年的全国大报小报，杂志、书籍，千万篇文章，大批特批，还不臭吗？”这“被我们自己人划”为“极右分子”，在“五八年被打倒的人”，萧也牧就是其中之一。
自丁玲的公开信一发表，萧也牧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对他 “创作倾向”的批判，甚至延伸到他所在的共青团中央机关。尤其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康濯在丁玲的怂恿之下，发表了题为《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试图与萧也牧划清界限。连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都这样颠倒黑白来批判萧也牧了。
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宣部长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萧也牧看后深受感动，便写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文章，送给了已是主持《人民文学》的常务副主编秦兆阳。
在文章中，萧也牧在回顾了《文艺报》对他小说《我们夫妻之间》的批判情况时，“多少有点对待敌人的‘一棍子打死’的味道”。最后，说出了憋在心里整整五年的话：“批评要恰如其分，要讲究分寸，不要把错误提高到不应有的高度，更不要把‘莫须有’罪名加在他头上，不要污蔑他的人格。”
反“右”开始时，这位遭到中国文坛第一棒喝的人，自然难逃厄运。主持《人民文学》的常务副主编秦兆阳被打成了‘右派’，他为萧也牧修改并签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事被揭发出来，这就成了把萧也牧也划为右派的证据了。“文革”中，造反派又翻出这旧账来批斗他，折磨他。后来他活活被造反派打死，埋在一个乱坟岗上。
萧也牧的死，令文学界的朋友们扼腕长叹，悲愤不已。尊萧也牧为“恩师”的浩然就曾惋惜地说：“他遭了大难，在当代文学史上，扮演了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
1979年萧也牧冤案平反后，他当年的同事张羽、黄伊编了本《萧也牧作品选》，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请康濯写序。康濯在序中，痛心地提到了当年的批判，说：“从今天来看，我认为那是建国初期文艺批评上一次‘左’的偏向，并也可能开了先例，以致后来某些文艺批评和自由讨论未能健康地发展，怕也与此有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该也是我们文艺批评可接受的教训之一。”
近三十年过去，康濯走了，丁玲、陈企霞走了。当年领导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的周扬也走了。我想，揭开新中国文坛第一场运动的内幕，对领悟半个多世纪来历次文坛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该是有益的吧？
□摘自《世纪》
2008年第4期 石湾 文
从“不过是个开端”扩展成一场运动
就在丁玲发表《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的同期《文艺报》上，还刊出了该报记者的《记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多数与会者对赵丹主演的《我们夫妇之间》进行了严厉批评。丁玲则在座谈会总结时强调：“类似倾向的影片，我以为还有不少。今天这个会，不过是个开端。”
几乎与此同时，7月31日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第二学季“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单元学习总结的报告时，要求学院们“从《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妻之间》里，讨论无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危害人民的东西”。那些天，她以批判萧也牧为代表的 “创作倾向”为契机，在讲话中公开点名批判了朱定的《关连长》、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卢耀武的《界限》等一系列 “坏作品”。
就这样，在丁玲不断的发号施令下，批判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12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在“读者中来”栏目中，还发表了一位名叫“姜素明”的文章，指出 “在对于萧也牧的不良的创作倾向广泛地开展批评之后，《人民文学》却始终沉默。这些错误之所以产生，我以为主要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人员，在思想上还没有很好地分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界线，他们把刊物当作自己少数人的事，而并非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们把自己的趣味和‘尊严’高高地放在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
这就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人民文学》，甚至指向主编茅盾。在对萧也牧“不良的创作倾向”广泛地开展批评之后，《人民文学》却始终保持沉默，“对于文学创作中的如此重大的思想斗争的事件，可以完全不去过问”，这也只有茅盾先生能做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