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37年1月11日,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带契丹军攻至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着传国玉玺登上玄武楼自焚,玉玺从此下落不明。
明清时代玉玺赝品多
后周太祖郭威登基时,曾遍寻传国玉玺而不着,便刻了“皇帝神宝”等两方印玺,聊作安慰。这两方印玺一直到北宋都是皇权的象征。不过,宋朝一直没有放弃重新发现传国玉玺的希望,在宋朝有许多发现传国玉玺的消息,但都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
公元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病死,遗嘱由皇太孙铁穆耳回朝即位。铁穆耳在回大都的路上,右丞相张九思献上“传国玉玺”一枚,说是秦朝相传的国玺,但这个玉玺没有被其他人看过,可信性可想而知。
明清两代,不时出现“发现传国玉玺”的传闻。但拿出来的玉玺都是附会仿造的赝品。这一时期的人们对传国玉玺的态度大为改变,不像之前朝代那样看重了。据《明史·舆服志·皇帝宝玺》载,礼部尚书傅瀚谈及地方送来的各种所谓“传国玉玺”时评论道:“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巧争力取,谓得此乃足已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载。”他认为正是人们对传国玉玺的过分看重才导致了仿冒盛行。乾隆御制的《国朝传宝记》也说:“会典所不载者,复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玺,不知何时附藏殿内,反置之正中。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若论宝,无非秦玺,既真秦玺,亦何足贵!乾隆三年,高斌督河时奏进属员浚宝应河所得玉玺,古泽可爱,又与《辍耕录》载蔡仲平本颇合。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贮之别殿,视为玩好旧器而已。夫秦玺煨烬,古人论之详矣。即使尚存,政、斯之物,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于义未当。”看来,就是做皇帝的人,对玉玺的真伪也看得很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