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考虑到中国北方和南方仍然在气候、方言等方面有较大差异,研究者也分析了靠近水稻-小麦分界线的5个省份内人群的文化思考差异。研究发现分界线以南(主要种植水稻)的人整体性思考的程度显著高于分界线以北(主要种植小麦)的人,并且分界线区域的效应量与全国范围水平相似
随后,为了检验大米理论是否会超越认知水平,在行为层面上造成影响,研究者对被试进行了社会关系测试:他们让被试画出自己的社会网络,用圆圈表明自己和他人。研究者测量代表自己的圈和代表朋友的圈的大小,从而得到对自我的隐性测量。
在以往的研究中,美国人笔下的“自己”平均比“他人”大6mm,英国人的“自己”平均比“他人”大3.5mm,而日本人的“自己”比“他人”更小。而在托尔汉姆的研究中,来自水稻种植区的人更可能把自己画得比他人小。总的来说,小麦种植区的人自我膨胀了1.5mm(接近欧洲人),水稻种植区的人则自我缩小了0.03mm(类似日本人)。同样地,疾病的流行程度和人均GDP则都不能预测自我膨胀情况。
研究者评估了被试对待朋友和陌生人的区别程度。实验让被试假想与四类人打交道的商业情景:诚实的朋友、不诚实的朋友、诚实的陌生人、不诚实的陌生人。实验中,对方的让被试在交易中损失金钱,而诚实则让被试赚取更多的钱。每个案例中,被试有机会用自己的钱奖赏或惩罚另一个人。托尔汉姆用被试奖赏朋友与惩罚朋友的金钱差值衡量被试对朋友的忠诚度,发现来自大米省份的人更可能对朋友表现忠诚。至于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两组被试则并没有差异。之前的研究表明,新加坡人对朋友的奖赏比惩罚更多,而美国人更可能惩罚不守信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