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西集团多为乡党,又有同打天下的深厚情谊,所以互相容易买账,这是让朱元璋很头疼的地方。假如朱元璋只是将李善长、胡惟庸这样的一两个头面人物清洗掉的话,那么将来还是不能不考虑换上淮西系的人,这样就等于治标不治本,不能将隐患彻底清除。
因此朱元璋在有生之年,为防患于未然,就必须将整个淮西集团连根拔起,对于整个统治阶层来一次大换血,借机以笼络各方,使统治阶层处于一种权力平衡状态。后来发生的“南北榜事件”,就是朱元璋这一心态的又一反映。而且,杀人还起到立威的作用。
显然,朱元璋并不是个特例,武周之取代李唐的过程,也是一个忠于李氏的关陇集团被武则天不断剪除的过程,原有的山东豪杰集团的代表人物李勣等则选择了投靠武则天。另外,武则天通过大兴科举来实现统治集团的大换血(这倒成了她的一大历史贡献),以此达到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
此外,从朱元璋借空印、郭桓等案之机发飙,从而严厉打击官僚阶级、富裕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上看,他也是要大力消弱国家的上层建筑,以造成其相对于皇权及社会中下层的相对弱势,使得国家的上层阶级暂时形成不了一个巨大的相对稳固的统治集团——这样也就利于维护朱元璋的极权统治,以这种朝局反复动荡的“大乱”换得政权稳固的“大治”。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悲剧的发生,一方面的确主要是朱元璋的责任,可另一方面也是蓝玉等人自己的责任。
谷应泰就指出:“然而推其始初,胡以倾邪升鼎耳,蓝以宠利居成功,不学无术,器小任重,宜其及也。”如果胡、蓝等人都能拥有徐达的那般忠志无疵,李文忠的好学饬行,汤和的听命唯谨,沐英的居贵不骄,那么从他们个人的角度而言,想来其结局就不会那么悲惨了。
然而对于朱元璋的滥杀无辜、残暴血腥,赵翼便曾指出:“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廿二史札记》)
谷应泰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乃论者以光武保全功臣,所封不过大县数四,所加不过特进朝请,故君臣之恩,始终不替,《鹿鸣》、《天保》,若鱼水焉。然予考(明)太祖之分封也,至尊贵者,无过韩国(公)食禄四千石,魏国食禄五千石,未尝裂土自王也。至任用者,出师则本于庙算,还军则归之禁旅,亦未尝得专征伐也。凡此内安外攘,势若犬牙;强干弱枝,何难控御。”朱元璋比之刘秀待功臣已经很微薄了,其控制也已经非常严密,可是他仍然“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图,仓卒启机,傅会难明之事,株连者四万,失侯者二十,周纳深文,亦云惨矣!”(《明史纪事本末》)这就让人很难为朱元璋多说好话了。
从这个角度上说,即使蓝玉等人真的决定谋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了,“而伏甲之谋起,是则胡、蓝之衅,抑亦凤德之衰也。”这就像淮阴侯韩信当年被刘邦一步步逼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