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真的是“邪说异端”吗?那么,《剪灯新话》真的就如李祭酒所说,是“俗儒”所作的“邪说异端”?李时勉究竟对小说中的哪些内容产生反感呢?题材上:“假托怪异之事”李时勉眼光是独到的,一眼便看出《剪灯新话》与四书五经的不同。小说的本质是虚构,当然要“假托怪异之事”。《剪灯新话》穿越时空,打破时空界限,让古人与今人对话,死人与活人对话,这正是它特有的叙事方式。
《剪灯新话》多篇写到人鬼恋,如《滕穆游聚景园记》《牡丹灯记》《绿衣人传》等。《滕穆游聚景园记》通过滕穆巧遇故宋宫人郑芳华并与之同居3年的奇事,抒发了作者的怀旧情怀,表现了对乱世宫女命运的深切同情,体现出作者博大的人文关怀。《绿衣人传》则通过绿衣女与赵源人鬼恋故事,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恋爱自由的精神,并揭露了奸相贾似道残忍暴虐的行径。前者侧重抒发历史兴亡之感,表达对宫女命运的同情;后者则在人鬼恋中融入了反权奸的政治内涵。
这些篇目完全是小说家“虚构”的,借以表达特定的思绪。用李时勉的话来说就是“假托怪异之事”。《明史》记载,李时勉“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他无法理解,身为朝廷命官为何虚构小说,便只能用“俗儒”斥之。手法上:“饰以无根之言”。李时勉也很准确地抓住了《剪灯新话》善于“修饰”的特点。这其实是当时评论者的一致结论。兵部尚书赵羾以及礼部侍郎唐岳均认为《剪灯新话》“虽涉怪奇而善形容”,胡子昂说:“阅先生所述多近代事实,模写情意,酝酿文辞,浓郁绝丽,委蛇曲折,流出肺腑,恍然若目击耳闻,惩劝善恶,妙冠今古,诵之令人感慨沾襟者多矣!”
因为善于修辞,作品写得真实感人。桂衡读《剪灯新话》的感受是“倏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然李时勉以理学自负,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自然无法理解小说以情动人的艺术魅力。思想上:“邪说异端日新月盛”。传统儒学发展之理学,明初已成为国家之指导思想。李时勉欣赏的是“怀德蕴义、砥行立名之士”,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剪灯新话》的可贵之处恰恰是对传统儒家的用世理想作了深刻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