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1661年)
其一，“九王应之曰”，就是说在九王多尔衮发表当立帝之第九子福临以前，诸王们有一番议论，而被《秘密状启》的作者，或出于重点在启报新君为谁而省略繁文，或对当时秘议不甚了了而断简阙载。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其前都有一番争论。因是最高机密会议，外人不可得知而详。这段记载，十分可贵，有所罅漏，不必苛责。
其二，“汝等之言是”，就是说在九王多尔衮发表当立帝之第九子福临以前，诸王们有人提出立福临，故多尔衮才“应之”、“是之”，否则何应之有、何言之是!上述《秘密状启》，记于当时盛京。《状启》记载疏略，“汝等之言”断简，于是给人一种信息误导，似乎福临继位是由多尔衮提出的。睿亲王多尔衮权势倾朝，功劳归于己，罪祸嫁于人。这样，多尔衮就把拥立福临的功劳归于自己。
其三，“九王应之曰”与“汝等之言是”，萧一山《清代通史》在转述上面引文时，做了通俗节录：“睿亲王多尔衮曰：‘诸将之言是也。豪格既退让无续继意，则当立帝之三子福临，若以为年稚，则吾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以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再当归政。’因誓天而散，福临方六岁云。”这里虽省略“九王应之曰”，却将“汝等之言是”诠释为“诸将之言是也”。
由上可见，福临继位之议出自多尔衮的直接史料未见一条，而所据之《沈阳状启》言辞含糊，且存疑点。依据史料，笔者认为拥立福临继承皇位之议首先出自郑王济尔哈朗，理由如下。
第一，四大亲王态度。当时最有影响的四位和硕亲王———礼亲王代善抱明哲保身态度，以年老多病为由，不想卷进这场政治漩涡，肃亲王豪格与睿亲王多尔衮角立，互不相让，双方僵持，所以只有郑亲王济尔哈朗比较超脱而能起协调作用。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之子，在这场宫廷斗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一则，济尔哈朗虽是舒尔哈齐之第六子，但自幼为伯父努尔哈赤养育宫中;二则，济尔哈朗小皇太极七岁，两人情谊如同胞;三则，阿敏被夺旗后，济尔哈朗成为镶蓝旗的旗主贝勒;四则，济尔哈朗屡经疆场，军功显赫;五则，济尔哈朗年四十五，序齿仅亚于代善，比多尔衮年长十三岁;六则，济尔哈朗受清太宗信任依重，被封为和硕郑亲王;七则，济尔哈朗既是多尔衮的兄长，又是豪格的叔辈，便于两方协调。八则，济尔哈朗表面憨厚而内心机敏，在关键时刻提出重要政议。所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议商皇位继承而陷于僵局之时，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让既是皇子、又不是豪格、而是福临继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