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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的“西北王”梦
李自成对巩固全国政权也没有充分的自信。李自成意志顽强,坚韧不拔,有勇有谋,能屈能伸,在十多年的起义征战中,多次失败,多次身处绝境,但他不投降,不自杀,不灰心,不绝望,不狂乱,总能在逆境中崛起,率领起义军艰苦作战,最终在与明军的较量中占据了优势。但明末不是秦末不是元末,李自成也不是刘邦不是朱元璋,他的手下更不是萧何、刘基,所以,尽管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纵横驰骋在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四川、山东等省份的高山平原,攻占过西安、洛阳、开封、太原、保定、北京等大城市,但李自成却没有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根据地和后方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使之成为农民起义军可靠的军需物资的供应基地,成为农民起义军战可进退可守的堡垒,根据地和后方的官吏、民众也没有成为李自成起义军最可依靠的力量。农民起义军只把占据每一座城市和地区,当作补充军队给养和兵员的临时仓库,像黑瞎子掰苞米,掰一棒丢一棒,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思想,凸显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领导集团,只善于砸碎一个旧世界,而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指出流寇主义的表现特点: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办法,去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不走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可见,奉行流寇主义是战略战术上的失策失措,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李自成应该意识到大顺政权根基不牢,对夺取和巩固全国政权存在着畏难情绪。大顺军在山海关受到清军重创后,在清军的追击下其溃败如洪水一泻千里,不可收拾,其重要原因在于大顺军缺乏稳固的后方根据地。
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粮”、“三年不征税”等口号,契合了广大贫困农民的利益诉求,吸引了百万农民投身于推翻腐朽的明王朝的滚滚洪流之中,这是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在困境中崛起,迅即形成波澜壮阔之势的根本原因。非税赋或者轻税赋,是难以养活庞大的农起义军的。李自成的做法是“打粮掠金”,即籍没府库、宗室、勋戚、地主、富豪的财产,满足了起义军流动作战的经济需要。这似乎可以理解,但令人不解的是,大顺政权建立后,仍无明确的财税政策,甚至连管理财税的组织机构都没有。可见,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组织缺乏治国理政的思想意识和建设管理好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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