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满19岁,金默玉就对未来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能成为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或者歌唱演员。王府里的长辈们被她的想法吓坏了:一个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呢?但这个十七格格显示出了和父亲一样的固执。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金默玉被迫中断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北京。她终于瞒着家人找到一个职位:“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当顾问,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从小娇宠的她也不懂得上班要准时,“有一天我到公司去,看见大家从楼梯上下来。我想大家是去打防疫针,那时候经常会打各种防疫针。我就和他们打招呼:你们是打针去么?他们都笑:金小姐,现在是下午5点钟,我们下班了。”
那时,习惯于花钱的她,薪水还没发下来,就被她预支光了。亲戚朋友们上公司来买东西,一律挂她账上;女同事们下班了,她请她们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钱。那时,她根本不知道,有一天,她要靠打毛衣来维持一家9口的生计;有一天,她一个月只能拿到19块5角钱,吃一碗面,都要在心里飞快地算计。
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1949年,金默玉看到了解放军进城。进城的那一天,在租来的东单四合院外面,她靠着砖墙,看一队队士兵打着绑腿,身板笔直地从街上走过去,心里特别欢喜。她想,以后街上再也看不到挎着舞女、酒气熏天的大兵了。她诚心诚意地要当一个街道积极分子,跟着大家拿着玻璃瓶和竹夹子,到各家厕所去,翻开砖头,挖出砖头下的蛹。
哥哥们早就离开了北京城,但她没有跟着去。她觉得“男人们都太不成器”。父亲把儿子们都送到国外,他们读的是国外最好的军事院校。在金默玉看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军事院校里只学到了一身大爷脾气,有几位哥哥还抽上了大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