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婚姻的选择,不仅取决于男方是否有钱,是否想娶妻,而在于女方或女方家长对未来女婿发展前途及其家族背景的研判,选择权是公平的。我发现,越是礼教笃甚的时期,这种现象越明显。
比如北宋大儒程颐有个侄女,“幼而庄静,不妄言笑;风格潇洒,趣向高洁;发言虑事,远出人意;终日安坐,俨然如齐;未尝教之读书,而自通文义。举族爱重之,择配欲得称者。其父名重于时,知闻遍天下,有识者皆愿出其门。访求七八年,未有可者”,25岁还没出嫁。
以二程的地位与名望,找个乘龙快婿该不是难事,但能否让侄女满意,却是个难事。其中,女子的权利自觉或许起了关键作用。
曾巩在父亲死后面临着为9个妹妹找丈夫的重任,他坦言自己“大惧失其时,又惧不得其所归”。这已然是选择性纠结了,既怕耽误了几个妹妹的终身大事,又怕所选非人,让妹妹们未来不幸福。
“郎财女貌”在古代并不吃香
古代富豪选妻子,可不会这么简单草率,婚姻大事,岂能钱情交易当儿戏?而是要考虑诸多配置,比如是否符合门当户对、联姻策略、聘礼与嫁妆对等、女方识字率、品貌等原则,“郎财女貌”在古代并不吃香。
传统戏剧里,像牛郎织女、陈世美与秦香莲等,之所以均是悲剧,门不当户不对恐是根源。我无意贬低其中的真善美元素,只是就客观现实说一个道理,你让一个名门闺秀嫁给一个大字不识的村夫,她会幸福吗?
另外,儿女婚姻历来也是父母及家族的一种策略,上到皇帝用公主和亲,下到庶民“嫁娶先近邻”(白居易),无不体现了多种登对配置的重要性和策略色彩。实际上,官员与官员家族联姻,官员与富商家族联姻,以及“亲上加亲”或“累世婚姻”等,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洪迈曾讲述黄左之的故事,黄左之1180年赴京城赶考,遇见一位姓王的富绅,二人成为好朋友,王不但供给黄左之生活费用,还许诺如果黄左之通过了考试,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为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