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是靠禁军支持登上帝位的,一直将禁军视为禁脔,生怕他人染指。他要牢牢控制军权,“杯酒释兵权”尚嫌不够,还要在禁军中安插钉子,明里暗里大搞特务政治。张琼作为殿前司军法官,讲究的是正道直行,以纪律约束军队。他曾经与赵匡胤并肩战斗,真刀真枪搏出来的出身,向来为禁军将士所敬畏。史珪、石汉卿身为军人,靠耍小动作、打小报告博得皇帝宠幸,在殿前司充当内鬼,自然为张琼所不容。史、石的军中地位与张琼相差悬殊,以张琼的身份,很可能公开侮辱了他们,称其为“巫媪”。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史珪、石汉卿无疑属于小人,他们受了委屈便思报复,针对宋太祖的猜忌心理,编造事实,恶人告状,公开向长官发难。问题是,诬告上官(而且是皇帝的亲信)没有确凿的证据,一旦事情败露罪责也不轻。史珪、石汉卿哪来这么足的底气呢?
根据史书记载,史珪、石汉卿诬陷张琼的罪名有四条:一是“擅选官马乘之”,二是“纳李筠仆从于麾下”,三是“养部曲百余人”,四是“巫毁皇弟光义为殿前都虞候时事”。这四条罪状,前两条最多算是小错误,不属于原则问题;第四条“巫毁皇弟”,虽然赵光义身份特殊,但也算不上原则问题;似乎只有第三条“养部曲百余人”最为致命,触犯了赵匡胤的敏感神经。史书记载,前殿前司都指挥使韩重赟曾经“私取亲兵为腹心”(与个别士兵关系过于密切),差点被赵匡胤处死。在军队中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这是赵匡胤登基前的一贯做法,也是他登基后坚决禁止的行为。张琼担任禁军统兵官,又“养部曲百余人”,其目的何在?因此,这条罪名应该是最致命的。但是,如果结合赵匡胤的行事风格仔细推敲,似乎又不是那么回事。
大凡诬陷一个人,都要编造令其无法辩驳的口实。譬如宋高宗、秦桧要杀岳飞,好歹也有个“莫须有”的罪名。赵匡胤不是蠢材,对朝中人、天下事往往是洞若观火的。《宋史.史珪传》记载,史珪曾经诬陷德州知州梁梦升迫害刺史郭贵的家人(实为郭贵家人在德州为非作歹),被赵匡胤一语道破天机,吓得史珪从此不敢乱进谗言。仅凭两个低级眼线的一面之词,就相信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大将欲养兵作乱,赵匡胤还没有糊涂到这种地步。况且,如果赵匡胤真的怀疑张琼私养部曲,完全可以派兵搜查他的府邸、庄园,查清“养部曲百人”的事实,然后再对张琼痛下杀手,以儆效尤。在朝堂之上招相关人等对质,显然赵匡胤并没有将此事当成大事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