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眼目睹隋朝覆灭的唐太宗,是懂得“载舟之水,亦能覆舟”的,并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自觉性。“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事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矣。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纵欲也!”这话决不是唐太宗的自我标榜。这种自觉性非常重要,不然,就不会有唐初的贞观之治。但从较长的时间跨度上去考察,这种自觉性又有很大的局限,倘要使唐朝的历史代帝王都能自觉地以隋为鉴,牢记“载舟之水,亦能覆舟”的至理名言,毕竟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觉性终究会逐渐淡化。唐僖宗时,“奢侈日甚,赋敛愈急,连年灾荒,不以实闻,百姓流殍,无所控诉”,唐统治者已经成为食民的蝗虫,但唐僖宗显然就没有“自觉”到这一点。
自幼生活在平民之间,深知民间疾苦的唐太宗,也懂得生长于深宫之中的龙子龙孙的先天不足。因而,李治被立为太子之后,唐太宗就没少给他补上这“必要的一课”。据史书记载:“上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而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圣。’”按现在的说法,这就叫“传帮带”。这种“传帮带”无疑是很有作用的。永徽之初,颇有贞观遗风,大致就与唐太宗的“传帮带”有直接联系。但从较长的时间跨度上去考察,这种“传帮带”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唐太宗带得了唐高宗,还能带得了唐僖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