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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慈禧想为自己立贞节牌坊
唐代的社会风气特别开放,这和国力强盛、国家富庶、中外交流增多有很大的关系。人们对贞节观念淡薄,因而,唐朝女子红杏出墙的事情就特别多。《新唐书·公主传》记载,太宗女儿合浦公主下嫁给房玄龄子遗爱。一次,夫妻俩畋猎时遇到辩机和尚,公主“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又智勗和惠弘两位和尚以及李晃道士“皆私侍立”。中宗女安乐公主下嫁武崇训,崇训死后,“主素与武延秀乱,即嫁之。”肃宗女郜国公主下嫁裴徽,又嫁萧升,萧升死后,公主与彭州司马李万乱,蜀州别驾萧鼎澧阳令李恽、太子詹事李昇,皆私侍公家。”如果说公主淫乱未见严惩,是因为挟其势位,而有些官僚夫妻双方都自找情人、婚外私通,就更能直接说明唐代名节之轻了。
但是,到了宋元时期,文人士大夫的提倡使得对女子贞节的重视蔚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当时的程颐、程颢和朱熹都是提倡贞节最积极、影响最大的代表,在“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极力提倡女子守节,孀妇不能再嫁,对男子也提出了“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于是,宋元之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统治者提倡贞节的广告语,在民间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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