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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善战的辽朝军队兴衰
两次伐辽失败,产生了严重的恐辽情绪,接踵而来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李继迁联辽反宋,迫使宋太宗重新考虑其内外政策的调整。淳化二年,太宗向大臣讲了这样一段话,“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先防备,只是奸邪难以觉察。若为内思,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这无疑标志着北宋王朝军政方面的一个重大转折,宋朝开始确立了“专守防卫”的政策。(哈哈!日本的“和平宪法”的张本?)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北宋对辽由攻到守,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只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使西起沉运泊、东达泥沽海口的屈曲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沉远泊以西则依靠种植榆柳林,设置寨铺,派兵戍守,以与辽朝相对峙。在宋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攻势,可是辽朝也没有得到太多的便宜。大概最实惠的就是一个《澶渊之盟》了。
“澶渊之盟”其实是一个双赢模式。“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不管宋朝的经济如何发达,辽朝的军队如何善战(宋军数量的十分之一),双方谁也没有力量完全消灭对方,打破事实上的“南北朝”状态。如此互相折磨,还不如做个了断!“我们结婚吧?”辽朝开出的两个条件,一是宋每年要给银10万两、绢20万匹,为“岁币”;二是宋人要归还“侵占”的瀛、莫二州(辽称“关南”之地)。前者,宋真宗真没想到。当日宋朝的年财政收入折算成银绢,在7000万两/匹之上。故最初真宗鉴于辽入侵对北方的破坏,准备承担“岁币”是百万之数。而现在的数字大大低于原先的估计,不到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花钱买平安”,此条件宋接受了;后者,谈判中被宋严辞拒绝,辽人也是强弩之末了,求和心切,也未坚持。可事实上瀛、莫二州当时已被辽军完全控制。最后达成的条约为,宋年送辽“岁币”,契丹退出已占领的华北数十州之地,并在事实上承认瀛、莫二州为宋朝领土。对宋而言,已是够本了。然后双方共同申明,永结同盟,由“大宋皇帝”赵桓和“大契丹皇帝”耶律隆绪签约。此后,宋辽120年未开战事。和平养万物,平等也好不平等也罢,双方边境和平稳定,关南关北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契丹人民大量吸收汉族文化,为契丹民族最终融入汉族奠定了基础。其实很多时候,文化与和平的力量,反而大于军事力量。契丹在军事上没有被汉族征服,但却被汉文化所同化,并最终大多融入汉族。
辽朝军队的兴衰
辽国早期,契丹人传统制度影响十分强大,尤其是贵族为维护自己利益竭力保持私家武装。这些军队始终是贵族私人财产。一旦国家发生战争,皇帝就将向王侯贵族发出征兵令。而贵族则有义务出兵或亲自领兵参战。而且不光出人,还要自己提供士兵所需战马、衣甲、兵器和口粮等。如果战斗中发生战损伤亡,皇帝将给于适当的经济补偿。而出兵尤其是亲自领兵出战的贵族,战争中拥有优先劫掠权,战后对战利品如财宝或奴隶则有优先挑选权。当时契丹国家正规军规模、数量有,而且军事制度还遗留有强烈的旧式色彩。因此,贵族王公军成为军队重要来源,成为辽国早期对外用兵的主力。在当时辽国军事和国家政治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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