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熊一枪”之说何以渐据主流
中华民国建立后,随着辛亥武昌首义在民国开国史上意义的日益张大,熊秉坤关于工八营起事的表述逐渐发生变化。改变的一个关键点是,熊秉坤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在一次聚会上,孙中山指着熊秉坤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晨报》撰文,称“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以后在《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又有“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之说。“熊一枪”之称由此鹊起。
熊秉坤是辛亥首义单位工兵第八营的共进会负责人,与武昌首义现场相距万里之遥的孙中山,后来显然是从宏观角度称首义单位代表人物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以孙中山的权威,“熊一枪”之说从此广为流传。而真正打响首义第一枪的程正瀛又于1916年在党人内争中被贾正魁处死,沉入长江,失去申辩可能。
熊秉坤20世纪20年代、30年代、50年代发表多篇忆及辛亥首义的文字,与1912—1913年间撰写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以及1918年撰《武昌起义谈》等文,在谁打响首义第一枪问题上大相径庭,其总的趋势是,打响第一枪的人物,从程正瀛演变为熊秉坤,而且有关由熊秉坤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情节,由模糊渐趋明朗,细节愈益具体生动。
三、求索原始文本,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的应该是金兆龙、程正瀛,熊秉坤理应认作辛亥首义的发难单位代表人物,但也堪称辛亥首义功臣
熊秉坤的后作《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1957年发表),在首义开端及打响第一枪等关键情节上与前作《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1912年)等文中的陈述大异其趣。
1912年撰写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称起义前夕熊氏在楼上,取枪时,“闻枪声四起”,又记述二排士兵程正瀛枪击二排长陶启胜,其后,熊氏方下楼,吹哨集合。1957年发表的《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则说熊氏在楼上巡查,见二排排长陶启胜迎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金兆龙、程正瀛与军官冲突,“下楼不得”,与枪击无关。这一关键细节的改变,使“首义第一枪”的桂冠移植到熊秉坤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