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宠臣变身卖官批发商

　　
　　郑愔，由张易之兄弟荐为殿中侍御史，又与崔日用、冉祖壅等侫附武三思，人称“崔冉郑，辞书时政”，依附武则天宠臣做官发财。崔湜，在武则天执政期间得宠于一时。他出卖桓敬投靠武三思，不长时间就被武则天提升为中书令。崔湜又建议武三思诛杀李氏五王，免除恢复李氏王朝的希望。得到武氏家族的宠信。以后，崔湜任兵部侍郎，他父亲崔挹任礼部侍郎，父子同时官任尚书省副职，是自有唐朝以来未曾有过之事！崔湜见朝中谁有权势便谄媚依附，一会儿是宫内女官上官昭容，一会儿是张易之与韦皇后，一会儿又是太平公主。崔湜甚至将自己的妻子和二个女儿，一同进献给太子宫中，由此而得以官任中书侍郎行使宰相的权力。有人张贴出榜文说崔湜：“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本是个庸才却身居宰相要职，原来是将自己美貌的夫人进献给东宫的缘故啊！”）
　　
　　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历来如此。武则天和她的宠信们正是执掌了选拔任用官员的大权，贪赃受贿，买官卖官，将唐朝天下弄得乌烟瘴气。
　　
　　唐朝时期，科举制不断壮大，打破了汉魏以来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不过，世族在唐代虽然衰落，但在选官取士方面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世族入仕的主要途径则是先辈地位和特权下的“门荫”制度。唐代选举官员的门荫入仕制度是对科举选官的一种补充形式，主要对象是贵族弟子，诸如皇亲国戚和五品以上高级官吏的子孙及公主、郡主之子等，均可凭借父祖资荫，通过担任一定时间的亲卫、勋卫、翊卫等三卫卫官和斋郎、挽郎以后，即可获得作官资格。这就为唐代新旧世族入仕提供了直通渠道。
　　
　　同时，唐代的科举制度本身也存在许多弊端。如考试制度不够公平、严密，科考过程中允许大臣“公荐”，这样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请托现象。达官贵人既可凭借权势替亲友向考官说情，甚至决定录用名单，而普通举子也只得奔走于考官和显宦门下，以求其推荐。再如，科举考试结束后，中举者只取得了入仕的资格，要做官的话，还必须通过吏部主持的考核，其间不公现象容易产生。唐人就此指出：“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史家马端临对此评说道：“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选官制度的局限性，为买官卖官风气盛行提供了空间。
　　
　　更重要的是，只要把握选拔任用大权的人贪赃枉法，即使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再怎么合理，也不过是形同虚设。武则天在篡夺政权的过程中，对凡是可能妨碍她掌权的人，都遭到清洗。对支持自己的官员以及宠幸的面首，则任其贪污盗窃、卖官鬻爵。武则天一伙深谙要把握政权的主动权就必须掌控人事权，故滥施禄位，收天下之心。当时官场上出现张昌仪这种荒唐的“官帽”批发事件，盖由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腐败所致。武则天的宠臣们因背后拥有巨大的“隐权力”，贪赃枉法，作奸犯科，胆大包天地破坏正常的官员选拔任命制度，又有谁敢来监督和约束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