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崇斗富的奢侈之举,在西晋并非特例。仅《晋书》记载,司徒王戎“多殖财贿,常若不足”;晋初开国重臣和峤“家产丰富,拟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获讥于世,杜预以为有钱癖”。晋武帝女婿王济生活十分奢侈,丽服玉食,挥金如土。当时洛阳土地昂贵,王济买地为埒(埒专指马射场的围墙),并且用钱辅地,被当时人称为“金沟”。王恺家有一头牛名叫“八百里驳”,王济以钱千万与王恺进行射牛打赌。王恺自以为比王济箭法好,让王济先射,结果王济一箭将牛射死,并立即命人把牛心挖出,扬长而去。有一次,王济在家宴请武帝,食器珍贵,蒸肫味道甚美。武帝问怎么做的?王济回答说:“以人乳蒸之。”以致武帝不高兴地中途退席而去。司徒何曾,在魏晋易代之际以敢于上奏弹劾贪官而著称,然入晋之后,侈靡聚敛更甚贪官。家财盈积,“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拟于王者”,“食无万钱,犹曰无下箸处”。说的是何曾尚奢豪,求华侈,其厨房所制作的馔肴胜过王侯帝戚之家。晋帝每次举办宫廷盛宴,何曾都不食用太官烹制的馔肴,认为不如自己家制的味美,无法下咽。晋帝亦不恼怒,反而特许他自带家厨烹制的菜肴。何曾特别讲究馔肴的味道,不惜花众多的金钱与精力,孜孜以求美食。他每天用于饮食的钱财超过万金,即便如此,仍然感到味道不佳,说无下箸处。其子何劭奢侈更甚,“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皆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然而没想到,吏部尚书任恺听说何劭“一日二万”的事后,很不服气,就以“一食万钱”来压倒他,并以此为“荣耀”。
究其“石崇斗富”奢靡之风盛行的根源,既有其社会现实原因,也有更深刻的历史原因。
王春瑜先生在《中国反贪史》中分析道,门阀制度是奢靡之风盛行的社会根源。西晋时门阀士族优越的仕进特权,使其子弟无需学识的成就、治绩的考核、军功的积累,仅凭门第便可轻松入仕。政治上的特权必然带来经济上的特权,在门阀制度之下,大地主土地私有制恶性发展,使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为西晋上流社会的奢靡之风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思想文化角度看,西晋时流行的纵欲论和乐生论为门阀士族奢靡之风的盛行提供了理论依据。元康时期的放达派从极端的禁欲主义走向极端的纵欲主义,完全把纵欲当做满足生理需要的乐趣所在,将人的兽性一面发展到极致。当时流行的《列子》一书中的乐生论思想,便是放达之士追求荒淫享乐生活的表白,“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敦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如此言论,充斥于《列子》之中。这种纵欲、乐生的消极的人生思想,助长了元康之后官僚士族追求奢靡生活的放达之风的盛行。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分析道,在任何一个新政权中,开国元勋往往是一代精华,靠才干取得尊荣。只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却是那个时代中最腐败的一群无耻之徒。他们除了知道谋求自己享受外,不知道人类还有崇高的理想和崇高的责任。柏杨以宰相何曾举例,何曾对晋王朝的奢靡之风有所警觉,但他仍是可怕的奢侈。因为他如果不腐败,他就挤不进统治阶级的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