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样的条件来思考,在刘邦的大营里,只有张良一个人可以担此重任。第一,他和项伯曾是生死之交,救过项伯的命;第二,张良在刘邦阵营里有相当的分量,对刘邦能说得上话。
试想,如果不是张良这个最佳桥梁,项伯如何接近刘邦?即使能够接近刘邦,项伯又有何证据让刘邦相信自己是出于一番善意,而不是诈骗?天下之大,救项氏的只有张良一人啊!
后来的事情也果然是按照项伯的计划发展,刘邦也果然质问张良和项伯是什么关系,这一句质问并不是刘邦过于多疑,而是刘邦要全面分析信息的准确度,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同时,刘邦的这句质问,不恰恰说明了项伯所找到的张良是多么合适的一个人选吗?
抱定这样的信念,项伯打马如飞,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刘邦的驻地。
项伯处理得十分艺术,他只是“欲呼张良与俱去”,“毋从俱死也”。项伯知道,自己对于张良的判断一点都不会错,张良有足够的谋略和胆识,同时也有足够的义气和忠诚,他必然不会置刘邦于不顾而独自求生。张良也找了一个充分的理由:“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于是,张良将项羽即将发兵攻打刘邦的重大军事机密第一时间向刘邦做了通报。一切全按项伯的计划进行。
随后刘邦邀请项伯到大帐一聚,由张良出面传达相见之意。当随张良走进刘邦大帐的那一瞬间,项伯感到自己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面对明天即将到来的灾难,刘邦显得极为慌乱,爱骂人的刘邦、趾高气扬的刘邦此时竟如此卑躬屈膝、毕恭毕敬,用对待兄长的礼节来对待项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他还临时起兴,非要和项伯攀为儿女亲家。项伯掩藏着自己心里的鄙夷,他最清楚,他不是来救刘邦的,他是通过救刘邦来救项羽和项氏家族的,刘邦大可不必如此兴师动众、感激涕零。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洞悉项伯对于项羽的无私情感,才能洞悉张良对于项伯的战略价值。
因此,哪有什么“内奸”和“叛变”,哪有什么“卖主求荣”和“一时糊涂”,这完全是项伯对项羽的最大关爱和帮助,是项伯对项氏反秦事业的最大贡献和付出。几千年的骂名滚滚而来,但项伯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这才是真正的大忠若“奸”,只是后人读史不精,误把项伯当小人。真乃“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但是,张良毕竟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果断地将这一重要信息在第一时间向刘邦做了通报,从此一跃而进入了刘邦阵营的主流。
本来,张良根本不是刘邦的班底,最初起兵之际,刘邦主要靠的是萧何、曹参和樊哙等一批故旧相识。秦末大乱之时,张良自己也拉起了部队,由于规模太小,张良一直需要依附于别的大树。他最早是准备投靠别人的,结果半道遇见了刘邦,就中途改变了主意,决定跟随刘邦。
刘邦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舍得封官封地,但面对投靠过来的张良,刘邦却小气得不可思议,仅仅封他为主管马匹的厩将。这个官职是一个很好玩的官职,善于拍马的张良直接被刘邦赶进了马厩。张良从此开始拍马,以小人物的身份接近刘邦。他的办法是常常向刘邦提建议,主动制造和刘邦接触的机会,出来之后就吹嘘他和最高领导交往的所有细节以此来神化自己。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在刘邦阵营中,张良基本上处于搭不上话的局面。在很长的时间内,张良一直是很边缘化,在“鸿门宴”之前,张良从来没有进入过刘邦的决策圈子和主流。
外围的张良一直在等待机会,项伯让张良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所以,在得到了项伯的绝密消息之后,张良在第一时间向刘邦做了汇报,从此,张良就成为刘邦的红人。所以,对于项伯,张良一直心存感激,后来,刘邦曾赏给张良黄金百镒、珍珠二斗,张良马上就将这些转送给了项伯。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鸿门宴”只是一场匆匆忙忙的宴会,是不速之客与毫无准备的主人之间的一次小聚,是项伯为了保全项氏的反秦大业所做的一场无私努力,是项伯引进外力对抗范增的一次大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