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闯关东”的由来
关东是指以今天的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为主的东北地区，因这一地区处在山海关以东，故名。清前期设禁，前往关东要“闯”，因为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但自近代1860年（咸丰十年）解禁后，前往关东谋生就已合法，“闯关东”一语之所以仍被沿用，是积习成俗使然。
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关内流民出关觅事，来去自由。清王朝建立之初，流民出关也不必“闯”，相反还得到清政府相当的鼓励。因为关东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明末清初战争的影响，人民走死逃亡，导致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但关东又是“龙兴之地”，为强根固本，清廷即屡颁诏令，命地方官“招徕流民”，开垦荒田。1653年（顺治十年）设辽阳府（下辖辽阳、海城二县），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燕鲁穷氓闻风踵至”者不少，也由此引起清廷的不安。《条例》颁布15年后，也即1668年（康熙七年），清政府宣布关闭山海关的大门，《条例》废止。清廷所以要封禁东三省，当然有许多理由，如关东为人参产地，旗民生计所系，流民入山偷采者成千累万，屡禁不止（杨宾《柳边纪略》第1卷），成为清廷不得已而封关的原因之一。还有，东北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无法禁绝“游民借开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猎藏牲”（《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卷），于是，干脆封禁。再有，清廷深恐流民如猬之集，抢了旗民的饭碗，“必致（旗民）生计日蹙”。这些理由，固然很充分，但保护满族固有的文化则是清廷“闭关（山海关）”尤其不可忽视的根本原因，类似“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的上谕，屡有颁行。在清廷看来，满族的尚武之风不能丢，满族的风俗习惯不能杂糅，要想不使满人“习成汉俗”、被中原文化同化，只好把“自我”封闭起来。加之有清一代“反清复明”之声不绝于耳，更使“满汉之见”难以消散，因而也促使清廷屡颁禁令，一次比一次严厉，不仅要“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而且下令“逐客”。1740年（乾隆五年）上谕命“寄居奉天府流民，设法行遣……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十年后（1750年），流民归籍期限已满，再颁严令，“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庶此后流民出口可以杜绝。”（《大清会典事例》第158卷，《户部》）当然，清廷也清楚，仅“闭关”仍不足以抵制“汉俗”的侵袭，流民泛海可至辽东，经蒙古亦可进入关东腹地。有鉴于此，康熙年间清廷又花了几十年时间设置“柳条边”以期禁阻。尽管清廷煞费苦心，但北方流民入关谋事却屡禁不绝，而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上谕”称，仅山东流民入关者就达10多万（《清圣祖圣训》第8卷）。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据估计，在关东谋生的华北农民（包括已改变流民身份定居关东者）总计达180万人（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页）。这些流民都是在“闭关”条件下犯禁闯关、私自进入关东的，所谓“闯关东”之说，即由此而来。
1860年，关闭的山海关大门重新向流民敞开，流民入关东谋生，不再视为非法，只因“闯关东”一词已约定俗成，也就成为流民去关外谋生的代名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