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的传入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

未解之谜 — 2022研究世界未解之谜,解密人类未解之谜!

首页 > 历史趣闻 >番薯的传入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

番薯的传入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

来源:未解之谜(www.49363.com)    发表时间:2010-10-19 05:36 编辑:
核心提示:当1593年,50岁的陈振龙颇为艰辛地把“朱薯”藤条带入家乡福建时,他一定不知道,小小一根藤条将会在塑造“老大帝国”的过程中,充当至关重要的角色。
当1593年,50岁的陈振龙颇为艰辛地把“朱薯”藤条带入家乡福建时,他一定不知道,小小一根藤条将会在塑造“老大帝国”的过程中,充当至关重要的角色。
万历六年(1578年),当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亩、登记户籍、推行一条鞭法时,来自这个南方省份的消息让他“惊诧莫名”、“悲意顿生”: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性人口普查时,福建已有81万5千余户、391万6千余口;近二百年“生齿渐繁”之后,这个省份的在册臣民,仅仅剩余了51万5千余户、173万8 千余口。短短几代人时间,户口锐减了接近六成。
户口的急剧萎缩,固然出于民间的隐匿瞒报,也折射了这个省份的尴尬境况。令人惊讶的是,又二百余年后,清道光十四年(西元1834年),福建依旧灾荒不断、濒临破产,它的在册人口却达到空前的1500余万,增长九倍以上。与此同时,全国性户口也激增七倍左右,达到了惊人的4亿900万。
如此巨大的起伏,远远超出了前代经验。普遍认为,人口激增是那个麻木蒙昧、无力自拔的“老大帝国”时代的主要成因之一;而在这一人口曲线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外来农作物的身影。其中包括番薯。
引种
番薯的引入中国,源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这一年春天,在吕宋岛,当一种叫“朱薯”的农作物进入陈振龙的视野时,他定然会回望四千里水路之外,家乡福建那漫山遍野的红土地。
这一年,陈振龙50岁。他出生于福州府长乐县的一个中产家庭,年轻时考取过秀才功名。然而,在他生长的年月,一方面是科举艰难、“仕途壅塞”,另一方面,经商风潮弥漫于东南诸省,“中产子弟,什五游食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陈振龙也开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往来于闽省、吕宋之间”。
大批闽商前往吕宋,和西班牙人密切相关。在此之前,吕宋仅有华侨“约百五十人”。1571年西班牙船队征服菲律宾群岛后,大量采购生丝、棉布、陶瓷等中国商品。短短二十余年之内,“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明史-吕宋列传》)。
西班牙人带来的,不仅有滚滚银币,还有原产美洲的一些农作物。史料记载,朱薯进入吕宋,约在1565年。征服诸岛后,“红夷常患粮米不足”,于是大规模推广种植。到1593年,这种开着淡紫色小花的藤本作物,在吕宋已“被山蔓野”。陈振龙看到,当地土著“随地掘取”、“以佐谷食”(《金薯传习录》)。
朱薯价格极贱,并且极易引种,尺许薯藤便可“随栽随活”。然而,将薯藤带出吕宋,颇费了陈振龙一番周折。《金薯传习录》记载:西班牙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 ”,他们还在海关层层盘查。贿赂当地土著、“得其藤数尺”后,陈振龙将薯藤绞入汲水绳(另一说“编入藤篮”),混过关卡后,经七昼夜航行返回福州。航船抵达福州的日子,是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几天后,陈振龙之子陈经纶草拟了一份禀贴,游说福建巡抚金学曾“行知各属”、“效法栽种”;与此同时,由于担心“土性不合”,在纱帽池胡同住宅一带,陈氏父子寻“舍傍隙地”,开始“依法栽植”。
四个月以后,朱薯引种成功。经“启土开掘”,陈氏父子发现,朱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大喜过望之余,他们给福建巡抚衙门呈上又一份禀贴,宣称金学曾倘若肯推广朱薯,将“恩同山海”、“永垂不朽”。对此,金学曾同样振奋不已,在旌表陈氏父子此行“事属义举”之后,他认为朱薯的引种,“ 虽曰人事,实获天恩”(《金薯传习录》)。
当年冬天,来自吕宋的朱薯,被命名为“番薯”。
红土
对福建生民来说,番薯的成功引种,可谓恰在其时。
引种次年,福建南部遭逢大旱。《漳州府志》记载:“野草无青,禾无收,饿民遍野”。金学曾当机立断,晓谕闽南各县广为栽植。短短几个月之后,番薯大获丰收,饥民“足果其腹、灾不为荒”。
对这个依山傍海的贫瘠省份来说,番薯的种种特性,似乎专为它而生,专为它的禁海时代跨洋而来。
宋元时代,福建曾以通商、贸易、手工业、土特产而富甲天下。然而,进入明代以后,八面来风、万桅云集的景象,已经仅仅存在于先人的记忆和传说,一去不再复返了;自从“禁海令”颁行以来,灾荒、饥馑、“产米不敷”、民生萧条……种种苦难充斥民间,不绝史册。它丘陵纵横、红土处处,只有小片平原和盆地可以种植稻米;它不仅“田狭民稠”,并且土地贫瘠、零碎,“秋收甚薄”。以惠安县为例,仅隆庆五年(1561年),这个区区万余户口的蕞尔小县,“须输入米粮约七万石”(《惠安县志》)。
此外,台风、暴雨、干旱、水利不兴……所有这一切,注定了这个省份在禁海年月的赤贫破产。而引进番薯后,饥馑渐渐淡出了福建。
它粗生贱养,即使“地属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说丘陵地、红土带了;它浅埋土中,风雨不能侵蚀,“兼抗干旱”;它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无怪乎,在漳州之后,它迅速蔓延开来,并且成为这个省份此后五百年的民生象征。
在福建,番薯“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它藤蔓延伸,覆盖了整个闽南红土带。时人的一份笔记记载:“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随即,它的触角又延伸进闽东、澎湖和台湾。当郑成功船队为台风所困、下令在澎湖筹粮时,粮官杨英告诉他,当地“唯有番薯”(杨英,《先王实录》)。台湾的种植也异常普遍。此后,康熙初年,浙江温州、广东潮汕种植番薯的记载,也开始渐渐出现。不过两代人的时间,它已经成为东南红土带“民生赖以食”、“旱潦凶歉赖以生”的主要食物了。
在江南的推广,却一波三折。

猜你喜欢

最新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