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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行政江西雷厉风行三年除掉烟赌毒

来源:网络转载 2011-03-22 04:43:30 编辑: admin 查看:

蒋展示的这幅规模宏大的蓝图,意图绝不只是赣南,而要为整个国家,“建立一个革新政治的示范区”。不仅仅是徐浩然,就连美国的《科利尔》杂志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小蒋建立的模式,将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
1940年10月1日,江西赣州群乐大戏院内。身穿“绿色哔叽中山装”,胸配“主席团红花绸带”的蒋经国,面对“赣南十一县的县长、秘书、参议会议长、社会贤达、知名人士……”,慷慨激昂地陈辞:“我们在三年之内,要办331个工厂,要开垦2万亩荒地,要办314个农场,要建筑995个农业示范区,要成立3000个合作社,要建筑6043个水利工程,要开辟321个果园,要建筑259个新校舍……”
不仅仅如此,还要在三年内,将赣南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社会。
此时的蒋经国,刚刚渡过30岁生日,正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刻。而他所服务的党国,却是内忧外患,暮气沉沉。
蒋氏当日立志改造赣南的讲话,给台下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时任赣州城区区长的徐浩然在50多年以后,依旧“言犹在耳”。在徐浩然的眼中,蒋展示的这幅规模宏大的蓝图,意图绝不只是赣南,而要为整个国家,“建立一个革新政治的示范区”。不仅仅是徐浩然,就连美国的《科利尔》杂志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小蒋建立的模式,将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
但是他们都错了,这幅蓝图,既没能成为“示范区”,也并没有成为“范例”,而是在实行5年后,人走政息。但30多年后,这幅蓝图,不期然成为了海峡对岸那个海岛上的施政总演习。
“最艰巨的地方”
蒋经国是1939年6月,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查专员的。下车伊始,他就开始遍访赣南各地。每天走80公里,每日接触大量农民、商人、公务员、难民……陌生赣南的形象,就在此一步步行进中,一次次交谈中,逐步清晰起来,“在赣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经过了974条桥,其中有714条需要修理的,84条是不能走的……我经过189个茶亭,只有21个是最近修理的,有42个已经简直不能坐人。”
又岂止是桥梁、道路和茶亭。赣南,这个位于湘、粤、赣诸省交界之处,面积相当于台湾三分之二,等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全州,蕴藏丰富矿产的地区,此时整个社会,都处于民生凋敝,贪腐盛行之中。
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国共对峙的主战场, *** 撤退后留下的真空,随即被兵痞、回乡豪绅、烟土毒贩、土匪、流民、娼妓所填充,政府官员“贪、偷、拍、怕”,不少偏远地区的人民,“依旧过着人和兽斗争时期的生活”。
在上犹县,一个保长为了征兵,被人砍成两段。有人想去告状,结果不但被殴打,还被挖去双眼。南康县的横市泾盛产大米,丰泰米号的老板在1934年从政府手中领取过一张牙行执照,从事中介贸易,但却从卖米的农民那里坐地抽捐,5年多来,每日两担,从未间断。在大庾,蒋经国前去参观一家造纸厂,蒋问工人,从前的造纸方法是不是如此?工人回答他,“数百年前,已经是这样的。”不仅在农村,即便是在赣州城区,情况也绝无改善,外来客和地头蛇把持烟馆、妓院,征收花捐,玩弄妓女,包庇赌窟,聚赌为乐,而地方政府对此却毫无办法……
这就是蒋经国看到的赣南,而这又哪里只是赣南,这是政府贪腐、豪绅当道,赌毒横行,民不聊生的中国内陆地区的缩影。
“进步主张”
三年后,也就是1943年,当《科利尔》杂志的记者傅尔曼到赣南采访蒋经国时,问起当初为何会选择赣南。这位“小委员长”向傅尔曼吐露了心声??就在他刚刚从苏联回到国内,被蒋介石召见询问今后的志向时,蒋经国的回答是要“在最艰巨的条件下”,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进步主张”。所谓“进步主张”,也正是他在苏联所学,所见,所闻的内容。
蒋经国是在1925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这座位于莫斯科阿罗罕街的学校,在国共合作时期,曾是双方争相就读的学府。不但云集了许多国民党政要的子女,如冯玉祥之女冯弗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秀芝,李宗仁的内弟魏允成,同样也汇聚了后来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的诸多 *** 人物,如王明 、博古、张闻天、邓小平、廖承志、乌兰夫……
就是在这个“坐东朝西”,“平庸的方形建筑”里,国共双方的后备骨干们,受教于同样的老师,学习同样的课程,接受同样的思想,蒋经国也并不例外。在苏联,蒋经国先后加入共青团、成为预备党员。在苏联12年的时间里,他曾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做过搬运工人,后来还担任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副厂长。
也正是在这12年间,苏联先后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按照事先详细编撰好的规划,进行大规模生产建设。两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苏联一举从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
在苏联,“计划经济”、“干部决定一切”、“肃反”、“集体农业”、“政治宣传”、“组织动员”……一个个既陌生,又新鲜的名词,一个个既强力,又行之有效的方式,给青年蒋经国留下深刻印象,对他的影响可谓持之终身。
禁烟查赌
1978年,一名老者历尽劫波,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他是戴着“三青团分子、蒋经国嫡系、反动区长”的罪名,开始长达20年的牢狱生涯的。出狱之后,他断断续续的撰写一些文章,回忆自己青年时期在赣南与蒋经国共事的点滴事迹。这名老者就是赣州城区区长徐浩然。
“1940年,蒋经国一到赣州,第一炮就是除三害:查禁烟、赌、娼,并从禁烟开始。”也正是通过他的记述,蒋经国在赣南的作为,日渐清晰、生动起来。
赣州中山路有一家“仁记宝成行”,是广东一名军长出资开设的土膏行。一日,专员公署突然派人武装进入行里进行查封,共查获了十九箱云土,每箱一百斤,价值银洋20万元。为了避免老板派人求救,蒋经国在查封第二天就在专署礼堂召开各界代表联席大会,当场将没收的烟土焚毁。“蒋经国亲自点火,顿时,黄烟直冒,香闻十里。”
赣州城中有一个大赌场,在利民百货商场三楼。后台老板是一名叫做李振球的中将。在这个赌博俱乐部中,麻将、推牌九、押宝,样样齐全,规模巨大,“一夜之间输赢成千上万”。正是由于后台强硬,戒备森严,这个赌场在蒋经国来到赣南后,依然“放心大赌,通宵达旦”。
一日,一名赌输的赌徒意图赖账,被痛打一顿,于是投书专员公署,揭发赌局。第二天,蒋经国命令特别行动组于晚间12点集合,携抢闯入赌场,当场拘捕了正在聚赌的数十名赌徒,缴获赌资近两万银元。
当时蒋经国禁赌,下发规定,抓到赌徒罚跪公园三天。一次,查赌人员抓到了吉泰警备司令赖伟英的夫人。警察打电话给蒋经国,蒋片刻后回话,“管他什么司令太太,总司令的太太赌博抓到了一样罚跪,你们尽管放手去干,有我担待!”司令太太跪公园,此消息一经传出,引来众多民众围观,成为赣南禁赌时期轰动一时的大事。
苏联留学时期的“阶级斗争”方式,似乎深刻影响了蒋经国,对于他眼中带有“浓厚封建力量”色彩的事物,蒋经国的办法是,“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用坚决的革命手段去打击他们。”
三年计划
如果说,“禁烟查赌”所代表的是一种革新政治的决心的话,那么以“三年计划”为代表经济、社会建设才是改造赣南的核心。
所谓“三年计划”,也就是在工业、农业、基础建设、教育等方面,各自设立具体目标,在三年内实行完成。这明显带有“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印记。
为了顺利实施这个计划,蒋经国模仿苏联掌控宣传的方式,首先将赣南的《民国日报》改造为《新赣南报》,此外改建了诸如抗建通讯社、新赣南出版社,新赣南书店、《江西青年月刊》等宣传文化机构。这批宣传机器,一声令下,就全力开动为“新赣南”造势。
在浩大的宣传攻势下,“新赣南”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首先开工建设的是中国儿童新村。儿童新村位于赣州近郊虎岗,依山临江,方圆十里。新村以正气小学为主体,还包括一个幼儿园。创办初期,有1200多名学生,“其中很多是无家可归的难童”。毗邻儿童新村,同时创办的还有正气中学,仅用一年时间,学校就建立起礼堂、教室、宿舍、图书室、操场等主要设施,并开始招生。
如果说儿童新村和正气中学的建立,是为了“人人有书读”的话,那么“交易公店”的设立,则为了达到“人人有饭吃”的目标。1940年夏秋之季,赣南大米暴涨,涨幅超过50%,城区甚至超过了100%,粮商大户借机囤积居奇,抬高物价。
蒋经国则决定设立“交易公店”,对粮食实行“公卖”,也就是由政府掌握一定的粮食资源,以平价销售给经过审核的住户。后来,“交易公店”销售的商品不仅仅限于粮食,而是扩充到所有的日用百货,以及土特产品,销售的网点也扩展到下辖各县的大市镇。
这个“公店”本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统购统销。但因为“公店”资金充裕,运输方便,货物价格公道,品种齐全,竟成为建设新赣南的“财神庙”。“交易公店”的设置,使得赣南地区,在物价飞涨的抗战时期,尤为特别。
在实施了教育和商业计划之后。紧接着,另一项对普通民众有着极强吸引力的措施出台了,那就是“扶植自耕农计划”。
1940年秋,上犹县广田乡突然来了10多名公署人员。他们下乡之后,就忙着登记户口,丈量土地。周边农户先是惊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最后明白,这些人原来都是“蒋专员”派来做“扶植自耕农示范区”的。
广田乡辖区内的这个“示范区”范围有3个保,23个甲,大约230户,1150人。工作组先是将土地按照优劣评为九级,然后由多方组成的地价评定委员会评定合理地价。示范区内,原有佃农租种的土地,不论面积,一律归佃户所有,佃农只需签订一张按照地价评定的借据,交给信用社,信用社则用贷款付给原有地主。由于价格比较低廉,此政策立刻获得佃农支持,有些佃农本应三年归还的地价金,一年左右就全部还清。郭世铿曾在“新赣南”时期担任过广田乡经济干事,家中有6口人,“乘领了8亩土地”,第二年就获得了丰收,“除了自己食用,还有一些剩余,可挑到街上去卖,这在以前是少有的。”
在赣南,蒋经国一共设立了6个扶植自耕农示范区,在示范区内,大部分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此外,蒋经国还在农村推行取消苛捐杂税的政策。安远县有个地主,外号“丁老虎”,私人拥有100人的武装,控制了全村。蒋经国听到投诉,立刻派人没收了“丁老虎”的武装,并将他送到“新人学校”进行教育受训。
“红色”赣南
1943年,《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来到赣南,他到了四华山矿区采访,“从前有十八个班子的妓女、大烟和赌博,吸尽了矿工们的血汗,时疫病苗摧残了矿工们的生命,新赣南矿工福利委员会是针对着这些事实而设立的……高利贷制度己给合理的贷款制度打倒了。俱乐部、图书馆成为矿工们工余的乐园,以前专医花柳病的医院,现已成为相当规模的诊所,这些成绩,当然还要感谢当局的努力,四华山的变,不过是新赣南的一小片段而已。”
通过中国最好报纸的最好记者,“新赣南”的一角就这样引发全国的瞩目。不但政府要员、社会名流纷至沓来,就连国外的媒体也关注到了这一切。《纽约时报》记者爱特金森在参观过赣南后,对蒋经国的作为大加赞赏,“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厢情愿的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的推行。”
在外界,“三年计划”让蒋经国留下了中国最具实干精神的政治家的印象。而在赣南本地,蒋经国推行的“星期四接待日”,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当地一家农户的独子被征兵,蒋经国派人追寻上千里,将人带回,从而赢得了“蒋青天”的声誉。
正是在“三年计划”的巨大效应之下,蒋经国在1943年,又信心百倍的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赣南将在此期间重点推行城市建设和发展重工业。他在一次会议上不无憧憬地提到,“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连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时候,已经成为电气化的世界。”
这样的蓝图,让蒋经国通过建设赣南而改变江西,通过改变江西而影响全国的目标越来越近。但也就是此时,各种各样的不满、猜忌、怀疑之音也纷纷涌现。
一次,蒋经国和上犹县长王继春出去视察,无意中听到几个挑夫坐在一起议论,“倘使蒋经国走了,我们就太平无事了……装电话,修马路,造学校,这都是洋人干的事情,我们老表自有老表的事情做。”蒋经国追问说,“你们不要蒋经国在这里,那么又要谁这这里。”此时却无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如果说,底层民众的抱怨多是出于不理解,很容易消除的话,那么反对革新的党内保守派别对蒋经国的打击才是致命的。蒋经国要求干部必须接触民众的作风,被描述成 *** “走群众路线”,交易公店被是认为“管制经济”,“三年计划”则是纯粹的“苏联模式”,而整个建设新赣南的努力,则是完完整整的“赤化”。“蒋经国就是地道的 *** 。”外界的舆论风潮越来越公开地指责他。
偃旗息鼓
指责蒋经国是 *** ,显然是言过其实。但在国民党内部,蒋经国的所作所为的确是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
1938年3月29日,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蒋介石断言:“我们的党差不多已经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
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在全国党代表的面前公开指责整个“党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以至党的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础异常空虚”,不仅如此,各级党部“工作都流于形式化,机关都衙门化”,而党员们则是“意态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漠,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闹私见”。这个刚刚改组19年,获得政权10年的政党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
蒋经国面对的,显然不是个别的舆论风暴,而是这样一个陷入泥淖的政党。自他归国之时,就一心想凭借自己个人的不懈努力来改变这些。他尽力使自己的生活保持在非常朴素的状态,以摆脱普通民众对国民党要员的一般印象。他创办各种干部培训班,以训练符合自己要求的组织者。他近乎苛刻的让自己和下属都保持经济上的廉洁。他努力想通过工业、农业的建设成绩,来为自己改造赣南,改造整个环境来换取时间。
但这些努力,依然没有能够逃脱环境对他的束缚。1943年12月,也就是新的“五年计划”刚开始实施,重庆政府新的任命书到达了赣南,蒋经国“升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尽管仍然兼任第四区行政督查专员,但这一任命显然是为了调离而做的准备。
果然,随后不久,蒋经国就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长期住在重庆。赣南的任职,成为了真正的兼职。1945年2月,日军攻占赣州,在进城前一刻,蒋经国乘机离开赣南,6月正式卸任。“新赣南”建设数年间所积累的成就,随之付诸东流。
“翻版”赣南
1949年1月2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到,“父亲隐退后,对于这回革命失败原因,曾在日记中作如下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此时, *** 胜利在望,并在这一天接管了北平。
在日记中,蒋经国没有说新制度和旧制度到底是什么。30多年后,伊利诺大学教授历史系教授易劳逸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国民党人从未创造出一个感受到民众需求的,能够实行他所宣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高效率的行政机构。”
事实上,从1928年国民党初建政权开始,党内的改革势力就一直试图努力修复这个政党的制度和政策漏洞。但是一元独裁的领导模式、没有民意基础的政府、军队强权的构架,压制了所有改革的努力。
23年后,也就是1972年,蒋经国出任台湾“行政院长”。在随后举行的首次院会上,蒋经国用“今天愿意用平凡、平淡、平实三句话奉告各位先生,并共同勉力。”的话作为开场白。由于蒋介石的健康原因,蒋经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台湾的“一把手”,再也没有赣南施政时期的左右掣肘之感。
此时的蒋经国,历经了“赣南新政”的流产,“上海打虎”的失败,初到台湾的困窘,已经在政坛上沉浮了30多年,早已不是当年刚刚归国时,希望凭借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国家的热血青年,而是历经磨砺,处事沉稳的政治人物。
但这一番开场白,还是能让人回想起赣南时期的蓬勃岁月。不仅仅是开场白,在紧接下来的施政措施中,蒋经国惩治公务员贪腐,指示加速农村建设,减轻农民负担,推行以交通运输为主干的“十大建设”,都让联想起“赣南新政”。而此前,国民党已经在台湾按照“赣南模式”推行了土地改革。
1988年,蒋经国去世,去世前,他开放了“党禁”和“报禁”,而这是他在“赣南新政”中所没有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