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锣鼓巷（资料图）
南锣鼓巷（资料图）
7月27日，坚持到了最后一刻的任女士一家三口还是搬离了“南锣鼓巷”她居住了20多年的30平方米小房子。今年5月15日，一张拆迁公告贴在了任女士家的胡同口，《公告》称，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批准，北京地铁8号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在地安门东大街建设南锣鼓巷站，拆迁范围涉及到南锣鼓巷主街112号、151号等30个门牌号。
与任女士搬走时的“心不甘，情不愿”不同，酒吧“与食巨近”的老板金鑫倒显得颇为释然。“也许早几年我对这样的事情可能会有强烈的反应，但是现在我真的已经有点习惯了。”10年前，金鑫是第一个进驻南锣鼓巷的生意人，按照他的描述，当时的南锣鼓巷与众多的北京胡同、街景毫无区别，遛狗的、晒太阳的，还有换蜂窝煤的、吆喝磨剪子的……金鑫的酒吧就坐落于胡同深处的97号院，30平方米的小店有个简单的名字——“过客”。
金鑫说，当初开酒吧并不是为了赚大钱，只是为了自己一帮爱探险的朋友可以有个分享见闻的据点。曾经有朋友告诫他：“金鑫，你把店开在这么深的巷子里，是赚不到钱的。”金鑫当时的回答在今天看来，着实独具文化嗅觉——“我的眼光在胡同之外。”
不过朋友始终没有虚言，“过客”直到2001年才有了第一笔盈利，总共是200元人民币。“日子不宽裕，但收获很多。”金鑫说，店对门当时住的是一家八旗后裔，夫妇俩开了个门面房，男的一起床就开始聊天，时事、政治、文化无话不谈。隔壁住了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尽管腿脚不好却热心给大家伙做很多老北京点心。“更有意思的，我们店里还收留过国际流浪汉。”金鑫告诉记者，那是一个西班牙人和一个法国人，他们当时在进行一项“身无分文徙步全球”的计划，从英国伦敦“徙步+搭车”经印度抵达北京，按计划还要经外蒙到白令海峡，在那里利用经度的差异庆祝新千年的到来。“但他们在北京没钱办理签证，只能一边打工一边筹钱，就这样在我们店里住了两个多月，也带来沿途许多见闻。”
这样自足自乐的小日子一直维持到2006年，北京市政建设委员会一纸公告，要拆除97号院，金鑫才不得已搬离了小胡同，来到现在南锣鼓巷的大街面上。虽然如今的店面是当初的5、6倍，但他却渐渐体会出日子的乏味。“整个南锣鼓巷成了一条商业街，那种老北京最原始的味道渐渐遗失了。”金鑫记得，这种变化是从2003年开始的。“当时陆续有各种酒吧和小店进驻，随后这里的房租开始疯涨，表面的繁华背后是揪心的赤字，一般小店根本就是入不敷出。南锣鼓巷最高的纪录，是11个月换了38家店铺。”
或许是亲眼目睹了10年的沧桑变迁，金鑫对于眼下包括自己的这次拆迁，显得颇为平静。“一个商业铺子，拆了就拆了，我觉得并不可惜。但那些老宅子也跟着被移平了，看着叫人难受。”拆迁当天，金鑫刚好看到一户老北京人家的门礅被工人直接砸掉，随后，他在自己设计的创意T恤上写下了“拆哪”。
“无论任何时候，一个地方的原住民都是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们住的老房子，以及巷道深处最原始的生活景象，都是历史。或许过度的商业开发并不科学，就像云南丽江，也渐渐遗失了质朴的性情。但无论如何，当老房子成为城市发展的‘绊脚石’，我们是该毫不留情地一脚把它踢开，还是另辟蹊径，这的确值得好好思量。”
与金鑫的理性主义情怀不同，“与食巨近”对面的“点滴”咖啡屋女老板则是一个典型的生意人。她操着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腔，记者苦苦守候到傍晚，得到的答复仍然是“太忙，不能接受采访。”咖啡屋的店员告诉记者，老板为了赶在拆迁前赚最后一笔，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她将自己的店隔出10平方米，批发来很多陶瓷制品以及装饰画，贴上拆迁大甩卖的标签。这一下生意甚是火爆，许多游人就像捡到“大宝贝”一样，一袋一袋地抢。记者走访了整条街巷，发现还有几家被圈定拆迁的小店也打出了“大甩卖”的旗帜，而已经动工开拆的商户和民房被蓝色铁皮围裹起来，从缝隙里张望，里面是一片断壁残垣的萧条景象。
“随着人口的扩张和人口密度的急剧增加，为缓解地面交通压力而修建地铁，无疑是一个具有可行性的科学方式。但‘修路’与‘老房子’并不是一对不可协调的矛盾。”北京交通大学规划专家王衍用告诉记者，地铁线路大多采取“直线”方式运行，地下的部分即使穿过一些老街区或文保单位，也不会对这些老建筑产生影响。
“关键是出口建在哪里。”王衍用说，地铁出口其实完全可以避让开老街区，但目前国内主流的设计理念却基本忽略了这个问题。“出口的设置现在往往只遵循两个原则——其一是成本最小化，设计者只考虑两个站点间的直线最短距离，哪里最近，最节省施工成本，就把出口设在哪。其二是人流最大化，设计者评估出某地区人流最集中的街道后，就把出口设在那里。其实即便考虑到上述两点，为了保护老街区而让地铁口适当偏移，也是大多数市民能够理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意识。”
《城记》一书的作者王军用了10年时间，对北京城市发展动态进行了系统调研。他告诉《北京科技报》，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约三千九百条。近几年随着北京旧城区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六百条的速度消失。
城市的过快发展造成了具有特色的城市文化不断消失。清华大学教授吴焕加曾以《北京城市风貌之我见》为题发表文章，表示“北京的古城风貌早已不很完整了，古城新貌随之出现。因而，全面维护其古状、古貌已不太可能……有人预言，如此下去，北京终有一天将变成‘香港’、‘新加坡’”。
王衍用对记者表示，在国外根本就不会出现为市政建设而毁掉老街区的事情，一切都要为了老房子、老景致让路。“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中心区人口为80万，分20个社区，市区道路至今未形成环，原因在于有关建路的争议很大。该市北部是一大片古老森林，本打算建隧道，只因为有一个不屈不挠抗议的人而未建成。这个人拿出瑞典的国家法律，其中有一条规定：‘国家环保区周围所有东西都不能毁坏’，而建路筑隧道肯定会使树木受到伤害。最终他的抗议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至今斯德哥尔摩市环路未连。”
王军也说道，由于规划缺乏科学考量，许多城市至今还在被她的国民声讨。巴黎于9世纪末成为法兰西王国的首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巴黎的街道曲折狭窄，到处都是木造房屋。文艺复兴时期，整座城市才渐渐脱去旧时的面貌。17世纪以后，法国的国王们加大改造力度，低矮破旧的房屋被陆续拆除，代之以多层砖石建筑，并开辟了许多马路和广场。拿破仑三世时，巴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剧烈改造，即著名的由巴黎市政长官欧斯曼主持的“巴黎改建工程”。欧斯曼对巴黎施行了一次“大手术”，再次拆除城墙，建造新的环城路，在旧城区里开出许多宽阔笔直的大道，建造了新的林荫道、公园、广场、住宅区，督造了巴黎歌剧院。虽然改建后的巴黎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美丽的城市，然而直到今天，在欧斯曼去世130年后，巴黎著名的《费加罗报》周末专刊登出封面文章，大字写道：“欧斯曼，是不是毁掉了巴黎？”
“地铁的修建，只是整个城市发展的一小步，规划如果一味考虑成本、商业等因素，必然会忽略对于老街区的庇护。而那些景致一旦破坏，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生的。如果未来，相关部门可以考虑让老百姓共同参与规划方案，那么当不止一个的质疑声相继出现后，或许那把让城市‘割肉’的利刃可以刀下留情。”在王衍用看来，北京的历史不光有红墙绿瓦的帝王风情，亦有街头巷尾的市井民风，留住后者，同样意义重大。
